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我们仨终于一起了！
2016-05-26 起得早读书 一百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却难掩她的风华，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杨绛（季康，谐音绛）先生生于1911年7月17日，已过102岁寿辰了。103年的岁月风尘难掩她的风华和魅力，与她相濡以沫63载的钱钟书曾给了她一个至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这些年来，提到杨先生，总会让人肃然起敬。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安静温润的慰藉，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这个时代，人们由衷地敬仰她的优雅、她的睿智、它的博学、她的恬淡、她的清朗、她的柔韧、她的低调、她的品德、她的修养和她的高贵。近日，她的《一百岁感言》又在微博热传：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
 
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先生的人生已经到了一种“纯净澄澈”的境界。在这浮躁喧嚣的尘世，她的这篇百岁感言，力透纸背，入木三分，道破人世种种真相，如一股清新之风扑面而来。捧读杨先生的文字，犹如饮甘露、沐春风，洗濯尘心，净化灵魂，令人内心沉静而神清气爽。      
   
面对着一棵参天古树，除了仰望它的挺拔，赞叹它的年轮，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杨绛与钱钟书两人相濡以沫63载，共同营造了最纯净的婚姻，钱钟书不仅给了杨绛一个至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并以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的原话总结：“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拒绝费孝通，与钱钟书“缘起一面”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 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 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 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 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 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费老还主动送钱钟书邮票， 让他写家信回家。钱钟书想想好笑，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彻底撇清为暗恋一场。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家有贤妻，无疑是钱钟书成就事业的最有力支持。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60年后，杨绛对此说道：“我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相互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  
           
杨绛出身世家，遗传了母亲的善良温柔、宽容敦厚，她是能媳，更是贤妻。当年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夫远赴英法游学。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 ——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足见妻子的贤惠和担当。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成为钱钟书日常生活中的支柱和依靠。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杨绛一直站在钱钟书身后，“钱钟书夫人”是杨绛的终身职务。其实，她比钱钟书出名早。1934年，出国留学前夕，杨绛就发表小说《璐璐，不用愁！》了。1942年冬，杨绛就写出了剧本《称心如意》，被大导演黄佐临看中，一炮打响。

1943年，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等相继在上海公演，一时盛况空前，以至于1946年2月《围城》在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上连载后，人们问：“钱钟谁？”答：“杨绛的丈夫。”杨绛爱丈夫，胜过自己。爱他的人，爱他所从事的事业，甘愿为了默存而“默存”，甘做“灶下婢”。作为妻子，杨绛这样深情地说：“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

一个才华横溢又有强烈事业心的女人能放下自己的事业，全身心做全职太太，这种爱令人仰视，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笃，才有自觉的支持和牺牲。
                           
爱一个人，就是用一辈子的身心付出。1998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已不能进食，杨绛每天都要为他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菜泥、肉泥和用针一根根把刺挑出来的鱼肉泥，然后再送到医院。天天这么打，天天这么送，风雨无阻……她80多岁高龄，瘦小的身躯，随时都有可能倒下，可坚忍的杨绛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冰心曾如此评价钱杨夫妇：“他们是现在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幸福的一对，学者才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有风骨、风度，又有风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可敬可爱的一对朋友。”
   
傅聪深情回忆：“钱钟书和杨绛是我最喜欢、最尊敬的一对夫妇！他们的婚姻是最美满的！我常常看到他们之间会心地微笑，有种内心的交流无时无刻不在那儿，两人在一起，就是有种默契，又有温柔在，每次看他们我都被感动。我想，看过《干校六记》的人都能感觉到，他们夫妇能够活过来靠的就是这种互相之间的交流：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里面最高层次的人，所以他们的交流不是普通的，还有理智上思想上的高度交流，上升到哲学的美的高度，让人羡慕！”
   
这爱情，现在已经如钻石一样稀缺，而琴瑟和谐，深情、和美持续一生，那就更不是人人可得的幸运了。但我还是愿意相信，它仍然在暗处，在不远处，闪动着熠熠的光彩，让我们能更有信心地生活下去。
　　          
对亿万读者来说，杨绛的名字代表着西方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小说《堂吉诃德》（西班牙语）、世界名著《吉尔·布拉斯》（法语）的经典翻译，代表着小说《洗澡》的心灵文字，代表着《我们仨》的温暖回忆。而杨先生的智慧光华，更是绚丽夺目。她超然独立，追求自由，一生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可在世人面前却表现得“诸事含忍”。很是令人不解，为什么会这样呢？
                         
杨先生淡淡地说：“这个问题，很耐人寻思。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决不还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我会说：‘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为我当杀人犯呢？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辩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文学大师在期颐之寿还在使用诸如刀、杀我、杀人犯、深仇大恨这类词语的，恐怕不多。稀有如杨绛者，为什么不能像露天煤矿那样，堂堂正正，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呢？其实在杨先生答问的字里行间，令人感觉到的不是老人百岁的释然，而是淡淡的苦笑；她只是把刀子之类的戾词，吐得更轻、更慢、更温雅些而已。阴霾戾气何重之至此！
   
她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的处事态度，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含忍，隐忍，不是软弱，不是无能，其实是一种顽强，一种坚韧，一种柔和的内在张力。或许，杨先生独特、深刻而又丰富的精神境界里，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和独到的长寿经验。她认为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大胜利。这便是她的人生哲学与养生哲学。
                           
杨先生“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才有识，独铸伟词”。而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愈加通透彻悟，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

杨先生“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不仅仅活出了人生的长度，更活出了人生的高度和密度。她“淡泊面世，向死而生”的人生态度，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沙漠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的某处藏着一口水井。”杨先生就是那口水井。杨先生的一生，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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