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军国主义时期,日本是如何获取情报?
一、明治维新时期,日军借鉴西方情报体制,打造近代谍战体系。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富国强军”政策的推进下,日本军事方面以德国、法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强国为师,其情报侦察体系也积极借鉴与运用西方先进谋报工作经验,打造趋于完善的近代谍报体系。其具体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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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借鉴德国谍报工作理念
日军积极借鉴德军的谍报工作理念,聘请了普鲁士军事谋略家迈克尔为日本陆军大学教授,专门从事军事谋略与谍报方面的教学和训练。迈克尔在校任职时间长达十年,为日军培养出了大批谍报人员,“在军事谍报战线上,日本人大大得利于迈克尔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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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技术侦察系统
明治维新初期,日军就引进了西方技术侦察系统,并在参谋部设立专门处室管理。技术侦察系统的建立,增加了情报获取的手段,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实效。
甲午海战开战之前的6月份,日军破译了清政府电报部门密码。而清政府对此未察觉,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使用该密码。日军情报部门通过技术侦察手段,掌握了李鸿章在马关条约谈判期间与清政府的往返密电,并在战争期间对清政府的军队动向与虚空也有相应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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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活动的日本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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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情报系统体制编制
明治维新开始后,1872年日军就成立了主管兵要地志和情报搜集的秘史局。1886年参谋本部成立后,陆军部与海军部都成立了专门局负责情报工作。
以海军部为例,其下属的第三局负责情报工作,分为两课,第一课为欧美情报课,主要负责搜集欧美各主要国家的军事体制及其它方面情报;汇总派驻各国人员所写报告;调查各国出版的图书以获取可供参考资料;侦察获取和破译外国的密码、电报。
第二课为邻邦情报课,工作的主要对象是中国,其工作内容第一课类似,同时还以中国海上航线及沿岸的兵要地志为侦察重点。这种由总部统领的情报侦察体制,可以有效协同各方力量,确保情报收集高效、准确,并能够第一时间到达军方高层乃至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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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长效、超前的情报侦察方式
日军在作战上实施情报侦察,通常早在开战之前数年乃至数十年前已经开始。日军通过长效、超前的情报准备体系,使得其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
早在19世纪70年代,日军就已经开始对中国沿海实施有重点的情报搜集。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福岛种臣到中国访问时,海军少尉曾根俊虎就以随从身份到中国搜集情报。于9月份抵达上海,成为专业谍报从员。在上海与士大夫交往,搜集华东地区各类情报。
“明治9年,再次到清国出差,接受海军大佐林XX的指挥,从事谍报工作,任期二年。“日本中岛真维在《对支回顾录》一书中提到。同一时期,日军在中国派出了大量能讲流利汉语,且长期驻守的人员。这些人在各地区,获取忍受着艰苦环境了关于中国的自然地理情况和军事情报。日俄战争与日清战争的实践证明,无论从战略、战役层次,还是到战术层面,情报侦察是采取长效、超前准备方式,通过系统的情报侦察,有效保障了作战目的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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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中野学校培训出来的间谍
二、二战时期,日本形成军国主义,支撑高效运作的侦查体制。
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其在亚洲不断出击,攻击他国。其情报侦察也迎来了大发展时期。其具体运用特点是:
1
军事情报机构分工细化,组织进一步严密。
20世纪上半叶,随着日军军国主义的扩张及二战作战实践的牵引,其军事情报机构进一步细化,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与海军军令部第三部编制机构进一步扩大,以适应军事需求。
以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为例,其下设有俄法德意课、美英课、中国课、谋略课等。“九·一八”事变后,海军军令部三部也进行了调整,提升为“部长直属”。负责情报侦察与综合,同时下设四个课,区分美洲、中国、满洲等方向。
同时,宪兵队也承担了情报侦察的任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宪兵队成员已经发展为7.5万人,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军官。宪兵队成员通常是有具有外语能力及在军中长期服役的人员,通常会接受外语、法律、格斗等各种间谍技术的训练。
另外,为了对苏联作战的需要,日军形成了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对苏情报网。1939年诺门坎作战失败后,关东军对特务机关进行了改革。于1940年成立了关东军情报部,其本部下设了六个班,分别为总务、文谍、白俄、谋略、情报、宣传,机构调整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外务省下属的大臣官房、亚洲局、情报局等机构,也承担着情报侦察的任务。以“东亚同文书院”与“满铁调查部”为代表的一批民间情报机关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日军侵华提供信息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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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大陆挺进队的特工成员
2
在军国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武士道精神支配谍报人员。
谍报工作是人的工作,日军对于情报侦察工作中的人,历来十分重视。1937年底,陆军省成立了培养谍报人员的秘密机关——陆军中野学校。陆军大臣曾发布命令,陆军各部队必须推荐最优秀分子参加考试。陆军中野学校的学员都是从陆军大学毕业的高素质军官。在入学前,陆军部对这些学员的家属、思想状况、性格都进行了彻底调查。
陆军中野学校再教育,实质上是以武士道精神支配谍报人员,在中野学校培训要旨中写道:“中野学校的目的,不单单是培养间谍,而是要培养出遵照圣上旨意,确立全人类和平的秘密战士。”其实质即以传统的武士道精神支配谍报人员。
在这种培训思想的支配下,日本培养了一大批“不爱金钱,视官阶、勋章如粪土”,在侦察战线上默默无闻奉献的谍报人员。单纯从情报工作角度看,诸如川岛芳子、土肥原贤二、影佐祯昭等都是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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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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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技侦手段的运用,打造全面覆盖的侦听网。
二战前期,技术侦察手段已经引起了军方的高度重视。早在1925年,日军通信部就成立了技术特务班,并请波兰密码学院科瓦列夫期基授课。1936年,日军又在东京建立了大型无线电接收站与测向仪。日军侵华前夕,通过军事机构中的“无线电信所”在关东军、台湾军、支那驻屯军均建立了无线电信所,其侦听站的截收能力,已经能够覆盖整个中国。
早在1929年,关东军上报给陆军省的报告中记录道:“通过侦听已经捕捉到中国无线电短波电台40余个,并能够判断出其隶属何集团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在本土设立了7个截收测向站,主要通过截收有线、无线电报,并把截获的电报送给密码分析人员进行破译以获取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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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发扬人力情报的传统优势,多途径获取情报 。
日军在人力情报侦察具有传统优势,在二战时期也得以发扬光大。一方面,日军的情报获取并不是某一机构、某一单位之事,其自上而下,均有较强的情报获取意识。比如太原会战中,指挥进攻太原的第5师团师团长坂垣征四郎,就是阎锡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教官。
1936年,坂垣征四郎写信给阎锡山,说要来山西拜访他,顺便观光旅游。而坂垣征四郎的真正目的却是勘察山西地形,刺探情报。坂垣一行,一不坐飞机,二不乘汽车,更是脱掉戎装,换上便衣,沿着察哈尔省的蔚县至山西代县的蔚代公路,徒步旅行。他们餐风露宿,对沿途所过之处的山川地貌进行了仔细勘察。在日军侵华的太原会战中,坂垣征四郞所率领的第5师团,就是沿着当初侦察的路线实施进攻。
另一方面,日军非常善于做“人”的工作。日军在开展情报工作时,非常注重加强与在他国侨民的联系,发展日裔人士为其提价情报信息。珍珠港事件后,时任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在上报总统的调查报告中指出:“瓦胡岛生活着许多日本侨民,为日本提供了非常有效的第五纵队,这一点必须重视。他们完成了大量情报工作,为日本海军袭击计划提供了详尽的情报素材⋯⋯太平洋舰队几乎每一艘舰艇的准确位置都已经被日本人掌握并作了标记。”
同时,由于人种的限制,二战时期,日军在对美搜集情报信息时,注重发展与招募外国人从事谍报工作。美军的退伍军人、舰上服役官兵、拥有德国血统的美国妇女等都成为日军策反的对象。1941年日本报告中称,日本已经通过在美商会等机构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且同美国陆军中的相关人进行了接触,以搜集美国陆军方面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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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日本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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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公开资料的搜集整理,拓展信息获取渠道。
公开资料是情报获取的一条重要来源。二战时期,日军非常注重通过查阅、整理、梳理公开发行的书籍、音像、报刊等获取情报信息。在战时,通过公开途径获取的信息,被汇集至东京的中心,经过筛选、整理,形成有价值的情报信息,提供给参战的各方向派遣军司令部,供指挥人员使用,很多来自路透社、《纽约时报》、《纽约每日新闻》的资料多次出现在情报资料之中。
获取公开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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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各种图书馆及学术交流中心
1936年,成立于上海的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与成立于北京的近代科学图书馆,都隶属于日本的外务省文化部,提供资源信息是其一项主要功能。分别成立于北京与上海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与东方文化事业上海委员会,也都承担着搜集资料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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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开报纸、期刊、广播获取信息
二战时期,日本的驻外武官和设于各地的工作站,通过搜集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分析作战对手的兵力部署与战斗力。此外,还有专门人员通过收听广播获得信息。比如抗战期间,日军驻北平有专人负责侦听延安广播;在太原,有专人负责收听外蒙古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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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媒体人员搜集公开信息
日本派驻各国的新闻人员也是信息获取的媒介,他们利用记者身份搜集、传送公开资料。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前,驻檀香山的情报机构发送的信息,有很多都来自檀香山的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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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家之间的情报合作,建立互通有无共享机制。
二战时期,日军与德国、意大利等国结成了法西斯轴心国联盟。1939年4月,日本与德国在东京举办情报交流会议,确立了互通有无机制。通过与他国实施情报合作,日军进一步拓展了情报来源。
通过情报合作,一方面,日军获得了情报侦察技术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合作获得了大量情报信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与德国情报机构交换破译的美国和英国的外交电报。德国还向日本提供了英国密码系统的全部情报。
为了扩大情报搜集范围,二战期间日本与波兰建立了情报合作机制,波兰间谍伊万诺夫向日本提供了远东方面情报以及苏德战场的进展情况。同时,日本还与波罗的海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三国建立情报合作关系,爱沙尼亚军方甚至直接帮助日本搜集对苏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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