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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之父张小龙最新演讲：没有同事跟我说微信体验哪里不好
- 发表人： 2016/10/30 7:28:09
- 澎湃新闻记者 杨鑫倢 综合报道
2016-10-29 20:1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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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龙 极客公园 图
“微信之父”张小龙近日的一则内部讲话被曝光。张小龙反思了微信团队目前存在的几点问题，并发出警示。
腾讯微信事业群年度管理团队领导力大会于10月26日召开，会上探讨了微信的敏捷精神、生态建设以及社会化思维。
会上，腾讯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微信事业群总裁张小龙发出几点感慨，包括，微信团队从最初150人成长到今天的1500人，他重申了团队保持敏捷性提高效率的必要；有员工为了好看的数字耍汇报技巧，他强调不应该从KPI（绩效考核）、而是从用户角度来出发来考虑产品和业务。
“微信里面也会有很多不合理的东西存在，有的地方还大行其道。之所以说大行其道，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说即使在我们BG内部，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同事跑过来说，某一块让整体的微信使用体验差了很多，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大家只是默默忍受了。”张小龙说。
2016年1月11日，广州，张小龙在微信公开课PRO版上演讲。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产品经理出身的张小龙非常低调。2016年1月，张小龙第一次公开演讲，场合是在微信自己召开的大会上。2013年，张小龙曾在腾讯公司内部分享，讲了8小时。
截至2016年第二季度末的腾讯财报显示，微信和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到8.06亿。
张小龙对团队十分严苛，但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对微信还是非常肯定。据张小龙演讲，马化腾说，微信有一个很大优点，就是商业模式建立得比较干净，不是在透支流量状态下做的。腾讯总裁刘炽平也提到，微信商业化的空间还特别大，这里的流量根本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张小龙以微信和支付宝的春晚红包大战为例，强调“用户思维”而非“KPI至上”的重要性。
“去年春晚，我们没有把竞争当成一个大战来看待，但是对方PR（公关）说一定要在数据上要超过我们。我记得当时团队最终定下来一个策略是，是怎么样帮助用户更高效地抢到红包，而不是体现数字。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思考点。”张小龙说。
颇有意思的是，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也曾谈到KPI。马云认为，不能因为每个员工都恨KPI，就取消KPI。如果没有结果导向、没有效率意识、没有组织意识，就会变成一个梦想者，理想成为空话。
附：张小龙演讲全文
各位WXG（腾讯集团微信事业群）的同事们，大家早上好！又到我们一年一度的领导力大会。
大家都看到，我们微信团队膨胀还是比较快的，有1500多人了。对此，我昨晚跟Tony（腾讯董事长马化腾）聊了一会儿。大家都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当一个团队规模特别特别大的时候，很多行为方式一定会进入一种“组织化”的行为方式，要想保持自己特别好的一些特色就变得特别不容易。
在这里，我跟大家特别推荐一本书，叫《人类简史》。
之所以刚才想到这本书，是因为这个书里面揭开一些事情的谜底，比如，他说当人类在远古时期，任何一个村落只有150人左右，因为当时没有语言这样一个工具，一旦超过150人，就没有办法维系起来一个人群。
你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语言做工具的话，确实只能存在非常简单的交流方式。所以他说，我们的记忆里面只适合处理150人以内的人际关系，一旦超过150人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社会化的组织。这个时候对个体来说是不太舒适的，已经超过了他的舒适区。当超过150人，这个时候就要靠一种语言能力、想象力或者一种对规则的想象力来维持这种关系。
我们其实就在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当我们人数超过150人的时候，我们的组织方式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记得在南通的时候，包括这里很多从南通过来的同事，都会有很深的印象，觉得有一些反差。在南通的时候大家都在一层楼里面，每个人都是随便走几步就到另一个人座位上去了，要讨论问题随便找一个白板就开始讨论了，那个时候大家感觉有特别高的效率。
但是现在大家觉得要做一个沟通还要先做预约，或者先开一个视频会议等等，这里带来一个对不光是我们组织、对所有组织都有很挑战的事情，对于几百上千超过人类自然承受能力的这个规模来说，大家怎么样能够保持一个很高的沟通效率、或者一种很紧密的人际关系。关于这个问题仔细探讨的话，所有组织行为学、各式各样的公司管理的哲学都会讨论的是这个问题。
我担忧的是，我们作为一个上千人的组织，如果当成10个150人团队的话，我认为它会有非常高的创造力，如果当成整体1500人，我特别担心它在创造的能力上会不会反而有一些衰退。我今天就想这么两个主题跟大家做一下我自己的思考和分享。
做什么取舍是有意义的
大家也知道，一个大公司需要有KPI，公司高层需要有这样一个商业目标，但是，如果我们很多同事直接采取了高管的工作方式来工作，特别是把很多目标数字化，这个是不太合理的。
在QQ邮箱开始快速发展的时候，我记得在内部做过一次分享，当时我说了一句话，叫做我们达到了KPI是我们产品的副产品。所谓副产品就是说，我们真的把这个东西做好以后，我们的KPI自然就达到了。早期的微信团队也一直是围绕这样一个思路在工作。
但是，当我们的团队变大以后，这个思路其实是被动地慢慢发生了变化。这个在我自己经常会感受得到，因为很多同事跟我讨论一些产品或者业务方向的时候，往往会给出一些证据，这些证据是用数字证明——这个是对我是有冲击的。我说的冲击是说大家在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上有一些驱动力，不是来自是不是在做有价值的事情，而是来自于我们能做到一个多高的数据，那我会觉得有一点危险。
我举几个小的例子，首先是一个好的。
去年在春晚的红包大战里面，我们并没有把竞争当成一个大战来看待，但是竞争对手（编注：支付宝）会把这当成一个大战来看待，对方PR（公关）说一定要在数据上要超过我们。我记得当时团队在开会说，我们今年的策略是什么？我很高兴大家最终定下来一个策略是说，我们今年的目标是怎么样帮助用户更高效的抢到红包，更高效的、而不是说最终体现为一个数字非常大，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思考点。
如果我们是为了让数字变得很大、更多人抢更多次数、花更多时间，那我们整个产品逻辑里面就会围绕这个目标去做，我们会让用户抢100次才抢到一个红包，这样参与人数次数最多。如果让用户高效抢红包，我们产品逻辑就变成了废除了所有的多余过程，让用户尽可能少的花时间在微信里面。
这两个产生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对用户来说，花尽可能少时间抢到红包，但是他是最愉快的，但是数字上相比而言不是最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后来结果大家也看到了，反而是说我们采用这样一种对用户有价值的做法，最后获得了口碑都特别好，当然数据也会很好，不会不好。
这里反映了一个点，你用一个不同的目标驱动的话，产生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从来没有给公司领导反映我们的KPI有问题了，反而现在很多同事往往是聚焦在数据的目标上，这是大家要反思一下。我跟技术团队讨论问题时候也说，不要太关注用户的增长，因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增长，我们更应该关注我们给用户做了什么事情。满足了他们某一种使用的需要、愉悦的需要，更加应该关注这个方面。
其实，大家会看到即使在微信里面也会有很多不合理的东西存在，有的地方还大行其道。之所以说大行其道，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说即使在我们BG内部，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同事跑过来说，某一块让整体的微信使用体验差了很多，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大家只是默默忍受了，如果这样做，不管是商业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一定有它的道理。自己也不爽、认为很不合理的东西，但是大家不会跳出来说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把它改掉——像这样的点我反而是觉得特别可怕的事情。
我举一个内部不好的例子。
比如城市服务，城市服务作为微信里面一个入口功能也挺重要，去年制定年度目标的时候，团队给我抛出一个年度目标，这个年度目标我一看就吃了一惊，因为我没有看到这样的年度数据。什么样的目标呢？列出来明年要达到年访问量、年PV达到多少……我说怎么会有一个年PV这个说法，我没有听说过，我只听过日PV，最多听过周PV。团队解释说如果说日PV，那个数据太小了，不好看，我当时有点哑口无言了。
这看起来是一个技巧，但是我希望同事少用这样的技巧。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日PV、日UV在增长，也不愿意看到一个很大的年PV这样的数据；我们应该看到城市服务里面每一项服务它的质量、可操作性越来越好，也不想看到这里面进来的次数有多少——就像刚才说的，因为当我们提出一个目标方向，我们努力方向一定会随着这个目标改变，当提出一个纯数据目标，努力方向可能会围绕这个去做。
昨天跟Tony聊天，Tony说微信有一个特别大优点，就是商业模式建立的比较干净，不是在透支流量状态下做的。之前我一直没有想这一点，我觉得这不是应该的吗？Tony一说我才想到，大家发现我们在微信里面流量方面其实是非常的保守、非常谨慎的。我们所有业务不管是商业还是非商业的，我们去衡量它对用户具体带来价值是不是真的很大，然后再决定要不要使用这个流量。
就像大家看到微信广告的表现一样的，上次在公司会议上连Martin（腾讯总裁刘炽平）都说这里广告的空间特别大，原因是这里的流量根本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事实上，大家会看到从微信广告上线到现在，没有一个平台广告产品能够像微信朋友圈广告这样做到几乎没有什么用户的抵触，甚至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用户说为什么我看不到一些广告，他能看到——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并不是我们刻意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而是说即使我们考虑像广告这样非常商业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用户是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很友善、很好的一个功能在使用，而不是说我们去测试一下用户的忍耐力下限、一直到击穿它为止，我们不是这样想问题。
所以对于这一块建议大家多一些思考，其实很有意思，你会发现任何时候都有一个分支道路让你去选择，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选择。
在去年公开课我对外说了一个观点，好的产品是让用户用完即走，业界反馈说你们微信太矫情了，因为你们用户这么多，谁也离不开了，所以你们可以这样说。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在我看来任何一个好的产品就是一个好的工具，好的工具就不应该黏住人，是应该帮助用户非常高效率完成他的任务，而不是说用完了还要拿到手里玩一会儿、多用一会儿，那不是一个很高效的表现。但是对这样的一些想法的话，我特别希望它能够根植到大家意识里，时刻想一下什么是我们做的对用户有价值的事情，我愿意在这个点上反复跟大家说这个东西。
东方IC 图
敏捷性和小团队密不可分
我今天想分享第二个点是关于我们的敏捷性方面。
因为这里很多同事没有经历过QQ邮箱时代，我先跟大家讲一讲QQ邮箱的故事。其实，QQ邮箱经历过一个很波折的过程。
2005年当我们接手QQ邮箱的时候，当时QQ邮箱在中国排名很靠后，没有人重视，可以说接手过来是一个烂摊子。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烂摊子，毕竟排名十来名数据上也是挺大的。于是，我们组织了团队做这个事情，目标是把QQ邮箱做好。
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就努力去做这个事情，其实大家也很投入，用的方法也是最“正统”的方法。比如，我们会去研究竞争对手的产品、研究世界上最领先的同类产品，并且尝试去学习它，把功能做得很复杂。当时这一块领先的产品是微软的hotmail，我们就想我们要做中国的hotmail，然后我们就去做。怎么做呢？认为当时公司有非常科学的流程管理，有非常科学的整个研发设计一套方法论，我们就用这个方法论来做吧……最后做的结果是非常失败。因为用户进来发现产品非常慢，每一个操作又很烦琐，所有功能看起来都没有什么亮点，因此用户很快就流失了。
但是呢，每次公司内部汇报里面，我们都有很多东西可以说——我们这个月又做了什么新的东西，整个技术水平又往前迈进多少步等等。
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年我们做的所有事情，用一句话来概括是“一个非常平庸的团队用了一些非常平庸的方法去做出来一个非常平庸的产品”，而且是不知不觉的。所谓不知不觉的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自己做得有多糟糕，我们只是觉得自己用的是最合理的、大家都用的方法，我们没有犯什么错。这里还是有几位邮箱的老同事，这几位老同事应该回想一下，大家不会认为我们2005年做的事情有什么离谱、出格的地方，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和我们大家现在做的事情可能真的是一样的。但是你回头看、或者对比来看才会知道有多糟糕。
我说这一段话应该引起大家非常非常大的警醒，因为我引申的意思是说，也许现在大家做的事情就跟我们当年邮箱团队开始阶段做的事情一样：大家做一个非常平庸的事情，最后产出非常平庸的结果，只是大家现在没有感知到，大家还以为我们在用一个很好的方法在做一个很好的事情。等到时间过去了，等到我们遭遇失败了，大家才会想到原来我们所有方法都是错了。
在2006年的时候因为糟糕到了极点，物极必反，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想办法来解决它了，反而团队开始去思考说我们怎么样让一个触底的东西能够反弹上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在2006年的时候，邮箱团队开始思考这个危机，认为再按照现在的方式推进是不行了。我们要不让它死掉，要不重新找到一条出路。当时放手一搏，成立了一个很小的团队，大概10个人的团队，有几个后台开发，有几个前端的人员，人员非常精简，跟我们微信起步时非常类似，人员精简到什么地步呢？除了后台以外，我们把这些人做到一起也就十来个座位，大概2、3个web的开发，2、3个产品，1、2个UI，还有1、2个测试，他们组成了我们定义为敏捷团队。
实际上，就这么小的一个团队在后面几年里面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之前几十人的努力，这个小团队是怎么样工作的？这个小团队是当时用了一个方法，叫“敏捷项目管理”。这里可能在座的一些同事都已经不太了解这个词了，但是当时在腾讯挺鼓励用这样一种方法，我建议在座的如果没有去好好研究过的可以好好研究一下。我们真的做到一种非常敏捷的一种项目的推进方式。
但是在座大家可能意识不到，因为我们手头做的事情，包括微信，还在快速增长，离触底还很远，大家没有机会感受到这种情境。
这里所谓的敏捷是什么意思呢？是真的非常快。在座有几个同事是当时这个小团队里面的，几乎大部分人都在，其实大家有空可以跟大家多交流一下，如果回想起来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自己也觉得那个时期过的非常愉快。为什么非常愉快？因为对我自己来说，很有满足感。当我头一天晚上发现我们这里有一个东西要改一下，我发一个邮件出去，有的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东西改过来了，已经上线了，大多数一个星期上线是不夸张的，无疑这是一种很爽的感觉。
现在你们在座的可能是体会不到这种感觉，就形成了一些问题。我有一天跟公众平台同事开会的时候就说到当时邮箱的案例，有一天晚上我发了一个微信说：有一些用户反馈说，公众号回复里面只能看到读者评论的次数有多少次，但是看不到作者再评论的有多少人赞，这个事情存在很久了，为什么没有加上？应该早一点把它加上。但是同时我多了一个念头，我说这个需求可能大家会做一个计划，排一个流程出来，可能要等到两个月以后才会加上去。于是，我就多加了一句话，必须一个星期以后上线，结果过了两天大家告诉我这个东西已经上去了。
如果按照日常的习惯，我们加一个东西真的要两个月了，但是其实非要两个月吗？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大家习惯了改一个东西是很大的事情，那么它真的需要两个月。可是，在当时QQ邮箱起来的时候真的不是这样一个速度。如果这样的话，它可能也就起不来了。
讲到这里，我感触特别深。
当然也有可能人数来决定的，为什么我老是说特别怀念150人的小团队，因为当我们人数增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制造出很多流程出来。我们自己会习惯自己这种效率，而对一个非常小的团队来说，他不需要开会、也不需要干嘛，大家坐在一起，扭头就可以说有一个问题我们解决它吧。
在这种敏捷方面，我们可能在离敏捷的方向越来越远，但是我们自己并不觉得。越来越远的后果是，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没劲，因为你今天想到一个很兴奋的主意，过了一个星期你自己也会淡化它。敏捷带来一个最好的心理感受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可以想一些与众不同的点子，然后我们可以很快就看到效果，因为我们可以很快把它上线了，然后可以去验证，如果不对就下线，如果还有改进余地，下个星期再去改它。如果改了还不行，那继续下线，如果改了行，它一定很好……这是一个能够持续实现你的想法的过程。但是如果说有一个很好的点子去尝试一下，然后大家讨论一下说好吧，那我们尝试一下。然后过了两个月还没有排上去，然后第三个月发布了，你可能对这个事情没有激情了，发布了你也不会看它了。
比如刚才这个小例子，作者回复要不要赞的问题，他们说刚刚讨论过这个问题，只不过大家有一点分歧，到底是读者的评论点赞的数排在前面还是作者的点赞排在前面？这个大家有分歧，所以就放下了，放下就不知道什么再拣起来了。这里的区别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做到很快速的、很敏捷的迭代的话，我相信这里的意见分歧并不是一个问题。相反如果心里觉得任何一个想法都要经过三个月才能够看到的话，那包括我自己也对这个想法可能就失去了热情，因为你过了几个月都忘记这个事情了。
在邮箱从2006年、2007年开始进入这样一种敏捷项目推进方法以后，后面几年每年都是一个非常高速的往上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像一辆汽车有了发动机、有了足够汽油就会自己一直跑下去，是这么一种感觉。后面几年，我们一直保持这样快速迭代、快速上线、快速验证想法这样敏捷的方法，团队运转也非常顺畅。当然跟微信比起来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当时邮箱团队一直没有怎么样快速增大，所以不会遇到人很多的问题。微信这里其实因为有人数的问题，虽然我们也尽可能说把一些人员做一些拆分、分解，尽可能是一种小团队运作方式，但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部门内部大家的方法论越来越常规化，所以大家提每一个东西可能都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甚至大家都觉得遥遥无期的排期。
这里当然我并不是说我看到我们的不足，其实更多的是我特别希望让大家了解还有一些方法论是大家没有掌握到的或者说还没有意识到的，如果我们只是这样一种按部就班往前推进一些事情，我们可能会陷入一个危险里面而自己不会觉得，特别是微信本身还在一个上升过程里面，大家会觉得非常的乐观。我想我们在做邮箱的时候，其实一直有一个很强大的竞争对手在前面，网易邮箱，我们要不断追赶它，这是有方向感的。但是对微信来说我们并没有这样一个外部对手立在那里给我们一个警醒，这也是需要我们自己给自己警醒的。所以关于敏捷开发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多去做一些尝试，其实这个尝试并不是需要大家说一定要把项目剥离出来几个人来做才行。它更多是一种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一种形态。
关于人才轮岗
最后，我也想附带提一下对于人才、对于组织的一些思考。
大家也知道BG做了一个活水计划，HR在这块一直花了很多精力来推进。当我们人数很多的时候，其实多一些轮岗是对大家都有帮助。之前大家是说我在一个岗位，我就一直这么做，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我可能做这个事情好几年、十几年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可能是不太利于组织活跃度，也不太利于个人自我成长。最近一年我跟HR一起尝试说，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机制能够帮助组织里面的人员流动的更加顺畅。从我自己角度看过来的话，我反而是觉得大家在团队里面经受的锻炼或者锤炼是不够多而不是说太多了。这里如果有一些方式让大家用同样的时间，但是经历更多、思考更多，确实是没有坏处只有好处的。
所以对于BG的同事大家用活水计划去让一些想要去转一下岗位的人他没有后顾之忧可以非常自由地转，同时我们也上升到总监这个级别，我们也制定出一个BG内部的措施说，我们BG的总监如果没有经过轮岗是不能往上晋升的，必须要有轮岗的经历。
可能有些同事会觉得这样会不会不太舒服，当然不太舒服，超出一个人舒适区域，必须面对新的挑战。但以后你回头来看的话，这样的结果其实是有好处的，在座的都是leader以上的基层、中层管理干部，大家以后也会面临这样一个轮岗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先跟大家做一个心理上的准备。
在座特别是leader这一级的同事其实可以多想一下，通过一种轮岗的方式让自己接触更多的锻炼。
总结一下，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主要是两个点：第一，关于对我们产品、我们业务思考方向是不是真的从用户角度来出发来考虑；第二，关于敏捷性，大家自己也可以看到，即使对微信来说，我们的前期迭代很快，后面迭代速度确实变得越来越慢，所以这也是需要大家做一些思考的。除此之外，我也再次鼓励内部加强活水，支持轮岗。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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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柳州银行董事长被砍案12人获刑，牵出超三百亿元骗贷案
- 发表人： 2016/10/30 7:26:20
- 澎湃新闻记者 罗煜明
2016-10-29 22:0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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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清伤口。
在柳州银行董事长李耀清的肩背处，三条长长的伤疤见证了他的生死一刻：在他步行回家途中，埋伏在小区大门外的刀手，拔出插在背后的一把20厘米长的菜刀，朝其猛砍3刀。
李耀清中度休克，后伤情被评定为重伤二级。这起发生于2014年5月10日的血案，代号“5.10”案，曾震动广西柳州。警方先后抓获12名嫌疑人。
随着公安机关的侦查，真相令人吃惊：血案的发生与广西吴东家族企业在柳州银行贷款受阻有关，吴东的两个儿子吴浩、吴世忠为此合谋他人报复李耀清。
2016年9月27日，广西柳州市城中区法院对该案一审宣判，12名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或窝藏罪，分别被判处两年二个月至五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判决下达后，李耀清及其代理人认为法院对主犯量刑畸轻且疑有漏查嫌疑人，要求检方抗诉。10月9日，柳州市城中区检察院下达答复书，认为上述抗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抗诉。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同时从权威渠道获悉，柳州警方经过两年多的侦查，已将吴东家族企业涉嫌骗取柳州银行贷款案移送检方，涉案贷款250笔计300多亿元，涉案人员包括吴东及其三个儿子吴浩、吴洲、吴世民等共计12人。目前，柳州检方已将该骗贷案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将于近期择日开庭审理此案。
柳州银行董事长当街被砍
案件材料显示，血案发生在2014年5月10日15时许，在柳州市城中区曙光东路，柳州银行董事长李耀清步行去他家小区门外的修鞋摊修补运动鞋，后与司机一同原路返回小区。
此时，小区大门外一辆雪佛兰轿车上走下一名年轻男子，他拔出插在背后的一把20厘米长的菜刀，猛砍李耀清3刀。据办案人员介绍，一名目睹惨状的妇女当场吓晕。
事发后，李耀清司机迅速将李抬上车，赶到最近的医院救治。病历显示，李出血1500毫升，中度休克，差点丧命。
案件材料显示，警方事后查明，砍人的90后青年名叫吴斌，广西博白旺茂镇六田村人。砍人后，吴斌跑向停在附近的雪佛兰车，接应他的30岁同乡吴世华将车开上高速，往玉林市方向疾驰，那把砍人的菜刀，被吴斌在高速路上扔进草丛。
在高速上狂奔2个多小时后，吴斌和吴世华将雪佛兰停在贵港服务区，上了由陆川籍90后青年李玉剑从广西玉林开来接应的大众车，开往陆川县方向。抵达陆川后，吴斌和吴世华将手机和手机卡全部扔掉，然后在接应人员的安排下，四处躲藏。
“5.10”案震惊柳州，柳州警方迅速展开行动，于案发次日晚10时许，追踪至陆川县抓获吴斌和吴世华。
因贷款受阻多次跟踪蹲守伺机报复
事发一年后的2015年7月21日至23日，涉“5.10”案的12名被告人分别被控犯故意伤害罪或窝藏罪，在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受审。
该案一审判决书显示，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4月初，被告人吴浩（吴东三儿子）因柳州银行未发放贷款给其家族公司，心怀不满，遂与其弟吴世忠（吴东四儿子）合谋“找人教训”柳州银行董事长李耀清。
李耀清对法院陈述，案发前，柳州银行曾对中美天元集团贷款问题进行核查，发现该集团用于抵押贷款的抵押物真实性存在问题，便派人进行核查，另外，该集团还向柳州银行提出增加授信，未获同意，该集团实际控制人吴东不是很满意。
判决书显示，2014年4月上旬，吴世忠向吴世华提供了李耀清的照片、工作单位地址，并先后提供作案经费8万元。吴世华遂纠集吴斌、吴能才携带两把锤子在李耀清工作的单位附近多次蹲守，但一直未能找到合适时机动手，遂离开柳州市。
同年4月下旬，吴世华再次纠集吴斌、吴能才，吴能才又纠集吴伟林来到柳州市，在李耀清的工作单位附近多次蹲守，寻找作案时机。吴浩告知弟弟吴世忠，自己将与父亲吴东到柳州市与李耀清在柳州饭店见面，可趁机辨认、跟踪李耀清。
吴世忠随吴浩来到柳州市后，安排吴世华等人在柳州饭店门口蹲守、辨认李耀清。吴世华、吴斌、吴能才、吴伟林等人确认了李耀清所乘坐的车辆为黑色丰田牌汽车，并一直跟踪到李耀清居住的小区，后因未找到作案时机，他们后来分别离开柳州市。
2014年5月初，吴能才按照吴世华要求，在南宁租赁了一辆雪佛兰汽车，吴世华与吴斌驾驶该汽车来到柳州市并继续跟踪和蹲守李耀清，期间购买了用于作案的菜刀。
到了2014年5月10日15时许，吴世华驾车、吴斌携带菜刀，在柳州市城中区曙光东路某小区门口蹲守时，吴斌发现李耀清及其司机遂尾随其后，并在曙光东路一烟酒商行门口手持菜刀向李耀清背部连砍三刀。
2014年5月12日，吴世忠得知吴世华等人被抓获后，告知其大哥吴洲（吴东大儿子）在柳州市雇凶伤人一事，即外出躲藏。2014年6月前后，吴洲安排吴世忠躲藏在博白县博白镇。
2014年8月1日，吴世忠被抓获；8月3日吴浩被抓获；8月4日，吴洲被抓获。
犯故意伤害或窝藏罪，12人获刑
判决书显示，李耀清受伤后被送至柳州市中医院救治，背部遗留疤痕属轻伤一级，伤后失血性休克属中度休克，其伤情综合评定为重伤二级。
柳州城中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后，于2016年9月27日作出一审判决，吴东的三个儿子：吴浩犯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吴世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吴洲犯窝藏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其他九名被告人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至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李耀清不服一审判决，请求检方抗诉。他的代理律师马晓军认为一审判决量刑畸轻，案件定性应该是故意杀人，而不是故意伤害。马晓军还认为，本案遗漏了其他犯罪嫌疑人，吴东在柳州饭店约谈李耀清，目的是为了让吴世忠、吴世华等人辨认和跟踪，有指挥策划行凶报复的嫌疑。
2016年10月9日，柳州市城中区检察院下达答复书，认为上述抗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抗诉。
城中区检察院作出的不抗诉理由说明书称，在事实方面，犯意提起者吴浩与吴世忠商量时，均表示“要打”、“要打伤”被害人，无故意杀人的意思表示；对于遗漏其他犯罪嫌疑人的问题，本案目前的证据均未指向吴东系实施故意伤害行为的指挥、策划或参与者，且也无证据证实案发前，吴东在柳州饭店约谈被害人的目的，是为了让吴世忠、吴世华等人在饭店门口辨认被害人及乘坐的车辆并实施跟踪。因此，现有证据不宜把吴东作为故意伤害案的漏犯予以追究。
说明书同时写明，被害人李耀清今后如发现新证据或线索指向吴东或其他涉嫌漏犯，可随时向司法机关提供，再行指控。
血案背后的百亿骗贷案
“5.10”案促使柳州银行加速了对吴东家族企业贷款的核查，并直接引爆广西金融人士所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金融史上最大额骗贷案”。
2014年8月15日，柳州银行以吴东家族企业涉嫌骗贷和贷款诈骗为由，向警方报案。
澎湃新闻从权威渠道获悉，柳州警方经过两年多的侦查，已将吴东家族企业涉嫌骗取柳州银行贷款案移送检方，涉案贷款250笔计300多亿元，涉案人员包括吴东及其三个儿子吴浩、吴洲、吴世民等共计12人。目前，柳州检方已将该骗贷案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将于近期择日开庭审理此案。
相关案件材料显示，吴东家族企业骗贷的一般套路为：注册空壳公司，伪造银行贷款所需的相关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利润表、银行交易流水、货物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虚假材料，然后骗取银行贷款。
更为严重的是，吴东家族企业甚至用伪造的土地他项权证进行抵押贷款。警方在搜查时，从吴东家族中搜出大量虚假印章。2014年8月，在吴东二儿子吴世民位于南宁的家中，警方搜出了广西隆安县国土资源局、辽宁盘山县国土资源局、盘山县人民政府的假公章以及玉林市国土资源信息中心业务专用章，玉林市国土资源局土地证专用章等私刻假印章。
警方查明，吴世民家中还藏有184份空白土地他项权利证书，38份空白国有土地使用证，10份房屋他项权利证书。吴世民交代，这些印章和资料均用于办理抵押贷款。
前柳州银行董事长违规巨额放贷被查
警方的起诉意见书显示，骗贷过程中，吴东家族成员涉嫌在骗贷过程中大额贿赂相关人员。辽宁盘锦盘山县国土局工作人员周云飞，涉嫌帮助吴浩将虚假《土地他项权利证书》交予柳州银行，并收受吴浩贿赂的价值50万元奥迪Q5一辆、价值18万元的江诗丹顿手表一块，现金20余万元。
广西明冠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玉林惠佳分公司工作人员陈坚和黄冬敏，涉嫌帮助吴洲伪造虚高地价材料，拿到吴洲的30万元好处费。
2014年5月至12月，包括吴东、吴浩、吴洲在内的11名该案嫌疑人相继落网。
澎湃新闻注意到，吴东家族骗贷案，亦引发了广西金融界的人事震荡。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2016年3月24日发布通报，广西金融投资集团原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刘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9月9日，广西纪委再次通报，经查，刘忠利用担任柳州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违规收受下属礼金。不正确履行职责，违规给有关企业发放巨额贷款，使柳州银行造成重大损失。
另有相关材料显示，刘忠涉嫌收受的巨额贿赂中，包括吴氏家族送的350万元港币、10万元人民币、价值920万元的房产，价值4000万元的干股。
材料还显示，在柳州银行签批给吴东家族的200多笔贷款中，刘忠仅签批66笔，其他100多笔均为时任柳州银行其他高管签批，这部分人迄今仍有人在柳州银行担任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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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新书记蒋超良：若有人打我旗号办私事 严肃查办
- 发表人： 2016/10/30 7:21:14
- 原标题：新任省委书记蒋超良：决不辜负党中央的重托和湖北人民的厚望
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决定
蒋超良同志任湖北省委书记
姜信治宣布中央决定并讲话王晓东主持会议
长江日报（官方微信ID：whcjrb)全媒体讯10月29日下午，省委在武昌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姜信治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蒋超良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姜信治、蒋超良分别讲话。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晓东主持会议并讲话。
蒋超良说，我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和中组部姜信治副部长代表中央所作的重要讲话。姜信治副部长的讲话，充分肯定了湖北省近些年来特别是鸿忠同志任省委书记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并对我们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很好地学习、贯彻和落实。中央对晓东同志临时主持省委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我完全赞同。中央决定我担任湖北省委书记，这是中央对我的高度信任。我曾有幸在湖北工作，对湖北充满深厚感情。回湖北工作，我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我决不辜负党中央的重托和湖北人民的厚望。
蒋超良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以李鸿忠同志为班长的湖北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牢牢把握历史机遇，同心同德，艰苦创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党中央正确领导、重视关怀、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历届省委班子励精图治、接续奋斗、不懈努力的结果，是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矢志不移、团结拼搏、真抓实干的结果。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党中央对湖北的重视和关怀，倍加珍惜历届省委带领全省人民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改革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倍加珍惜难得的发展机遇，不动摇、不懈怠，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脚踏实地推动湖北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蒋超良指出，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全面分析了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系统总结了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就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作出了新的重大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和历史担当，这对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当前，湖北改革发展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刻，既面临许多重大机遇，也面临许多困难和严峻挑战。我们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上来，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在新的起点上奋力推进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努力建设富强、创新、法治、文明、幸福湖北，为加快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和打造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脊梁、实现富民强省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要坚持突出发展和民生两大主题，努力在中部地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四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务实重行的作风推动事业不断前进。五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改革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蒋超良最后深情地说，我是带着感恩的心情来到湖北工作的，感恩党中央、感恩党、感恩湖北人民。湖北是个好地方，能有机会再回湖北工作、与大家共事，为推动荆楚大地的改革发展、为造福全省人民尽自己的力量，我感到十分荣幸。我也是带着坚定的信心来湖北工作的，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历届省委打下的坚实基础、有一大批踏实肯干、政治可靠的各级干部，有6100多万勤劳智慧的湖北人民，我有信心与同志们一道开创湖北各项事业的新局面。作为省委书记，我一定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为全省各级干部立标杆、做榜样。一要政治坚定。始终坚持对党绝对忠诚，坚决维护和捍卫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二要加强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虚心向班子同志、老同志、基层同志和人民群众学习，加强调查研究，不断提高党性修养、提升思想境界、增强能力水平。三要敢于担当。知难而进、迎难而上，遇到矛盾不绕、面对困难不躲、解决问题不拖，对侵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人和事，“零容忍”、不留情、敢亮剑。四要勤奋务实。做老实人，说实话，干实事，求实效，不搞短期行为，不做表面文章，不弄虚作假，不急功近利。五要廉洁自律。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带头做到清正廉洁，带头履行“一岗双责”。今后，如果有打着我的旗号或以我亲友名义在湖北办私事、谋私利的，不仅不能办，还要坚决严肃依法查办处理。真诚希望同志们对我进行严格监督。( 湖北日报记者赵良英、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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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量抛美债买日债，外汇储备配置“新局面”能持续吗？
- 发表人： 2016/10/25 8:39:07
-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蒋梦莹
2016-10-25 07:4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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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月16日日本银行（日本央行）引进负利率政策后，至今正好过去半年多时间，日元对美元汇率升值了15%左右。 东方IC 资料
今年1-8月，中国增持日本国债约8.9万亿日元（约合866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三倍，与此同时，减持美国国债约480亿美元，其中8月减持337亿美元，为2013年来最大降幅。中国为何减持美国国债、增持日本国债？这种“新局面”能持续多久？
日本中央银行金融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瑞穗实业银行（中国）独立董事许少强告诉澎湃新闻，在整体外汇储备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减持美元资产、增持日元资产主要还是出于国家外汇储备资产配置和避险的考虑。他分析认为这次调整资产配置的出发点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对美元加息预期涨幅不大，相较之下更看好日元；另一种可能是，过去美国国债持有太多，非美元外汇储备占比较少，尤其可能是日元配置较少，加上近期日元比较强劲，而作为避险货币，日元的表现也比较稳健。但他从汇率的角度分析说，很多人都认为美元比较坚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日元今后就一定会走强，因此很难断定这种配置是否是收益导向的，其今后的可持续性也是不确定的，还是分散风险的可能性较大。
自2月16日日本银行（日本央行）引进负利率政策后，至今正好过去半年多时间，日元对美元汇率升值了15%左右。春季以后，受英国退出欧盟等问题的影响，买入日元出现加速。在英国决定退出欧盟的6月24日，日元对美元汇率暴涨至99。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明向澎湃新闻表示，中国减持美国国债、增持日本国债与美元加息的关系并不大，主要还是出于汇率的考虑，日元对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都在升值。同时他也强调美元市场依旧强劲，中国减持美债的趋势也不会持续，在未来几年美债仍是值得投资的重点。因此这次是综合考虑了汇率、收益率、风险等外汇储备管理多元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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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知识传播时代来临，在文化领域有什么新体验？
- 发表人： 2016/10/25 8:37:12
- 澎湃新闻记者 莫琪
2016-10-25 07:5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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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首届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论坛”在沪举办。本届论坛以“数字知识传播与国家文化创新”为主题，邀集了数十位著名专家学者与业界专家对话，并发表《首届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论坛学术共识》。“共识”就“数字知识传播时代来临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这一重大命题，提出学界与业界的观点。
从上世纪90年代 “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被提出后，二十多年中信息技术革命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在知识传播方面。数字技术改变了整个知识生态，具体体现为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消费和知识管理规则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我们不禁探问：在文化领域，数字出版给知识传播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其中，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周斌、阅文集团CEO吴文辉等从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统出版对数字技术的反应以及网络文学对数字阅读的推进几个方面发表了讲话。
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球幕放映厅运用了数字技术。
樊锦诗：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
77岁的樊锦诗曾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在窟里一呆53年，被誉为敦煌的女儿，在论坛上她重点介绍了敦煌石窟数字化构建。
丝绸之路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9世纪海运不发达的时期，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而且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交汇处。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有六条标准，满足任一标准就被批准世界文化遗产，而莫高窟符合全部六条标准，与莫高窟同样情况的只有威尼斯。莫高窟是值得华夏子孙骄傲的，但莫高窟已1650岁，因为自然的因素、人为破坏，文物保护工作面临巨大挑战。
经历了1944-1949年的“看守式保护”及此后三十年的“抢救性保护”，敦煌研究院于上世纪80年代由樊锦诗提出进入“科学性保护”时期，并在1993年就开始了 “数字化保护”方面的探索。
樊锦诗介绍，在上世纪40年代敦煌研究院的专家连相机都没有，记录工作只能通过临摹，但要将一整个洞窟准确临摹下来非常难。有了数字化技术后，效率大大提升。
“敦煌石窟数字化实际上是用数字采集、数字处理、存储、展示、数字传播等数字技术对敦煌石窟复原，用多种手段对敦煌石窟艺术进行解读、研究、保护、传播、弘扬和科学管理，以达到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目的。在我们的数字采集现场，会在地上铺轨道，为了保证拍摄的准确，拍摄用的灯光不只为了照明，还要注意保护壁画，我们有现场的监视，如果拍得不合适可以马上重拍。”
樊锦诗表示她最初目的是做成档案，但是后来她意识到这些数字技术可以做更多。比如细致的成像还能把一些研究者在洞窟环境里肉眼难以观察的细节反应出来，像山水、树木、花草放大后，笔画的质感效果、渲染的技法都看得清了。
此外，通过数字技术还能采集记录不同壁画的现状以及病害信息，不仅可以对壁画妥善修复，还可以对洞窟作日常监测记录。通过这些数据建模，就可以在电脑上对颜色的演变进行探讨，从而判断哪一种色彩更适合复原使用。
除了记录、研究，数字技术还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樊锦诗介绍：“我们对敦煌石窟的海量数字进行分类研究、加工处理，制作视频、动漫、虚拟漫游（VR）等不同类型的数字节目，多方位、多视角地对世界传播我们的文化艺术。我们认为应该把高新科技跟古老文化结合，所以建议国家修一个敦煌研究院数字展示中心，现已投入运营，能让观众先到电影院里边去看宽银幕电影，然后再看球幕电影，最后再看洞。这么做改变了过去只看洞的模式，提高了观众的兴趣，观众欣赏水平也提高了。而且特别减轻了我们洞窟开放的压力，有效的保护了洞窟。”
最后樊锦诗提出自己的构想，认为保护应在信息化的基础上向智能化、技术化上升：“第一，提高检索的能力，现在已实现用自然语言的探索，应该提高检索能力还要能用图象来检索。第二，丰富数据库内容，因为数据库现在还不够，我们将来要完成敦煌学、敦煌壁画、敦煌保护等各方面的知识图谱与知识库建设。第三，更丰富展示形式，目前大家只能看到单幅的画和整洞的浏览，下一步应该用虚拟现实技术、动画的技术，来进一步丰富展览的形式、增强参观洞窟现场的现实感。第四，敦煌艺术素材的提取和文创发展，我们应该为这个制作出一套设备，快速地提取素材与加工。第五，推进预防性保护，我们不能跟着别人的屁股后面保护，要预防性保护就要利用现经有本体的数据、环境的数据，把这两个结合起来进行大数据分析，然后找出原因，并且用这个做根据来采取预防性的保护措施。文化数字化技术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要做好数字化的传承与创新一定要做好文化的内涵、艺术水准要高，总而言之就是要把文化、艺术、科技完美地结合。”
中国小说《三体》上架苹果APP STORE。
周斌：传统出版对数字技术的反应
凤凰出版集团总经理，现代快报社长、总编辑周斌从图书到报纸，有丰富的传统出版经验，他认为数字知识传播的主心骨就是为了搞数字出版、数字传播。
周斌称2015年凤凰出版集团在全国出版集团中营收超过了200亿，利润超过20亿，解剖数据后他发现，无论营收也好、利润也好绝大多数的贡献还是和传统的出版业有关，占到七八成，而数字出版这一块相关的内容占的比例一成。
“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凤凰集团还是一个‘纸凤凰’，” 周斌补充道，“虽然是个纸凤凰，但是带来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大。上个月我在上海做路演要募集50个亿可交换债券资金，此外我们现在拥有两家上市企业，在全国同行影响很大。”但周斌认为光是纸凤凰远远不够，出版集团还是要让纸凤凰变得五彩缤纷一点，以书业为核心同时发展数字化。
来自复旦大学的黄艳则用对实体书店的观察，来副证了传统出版对数字技术的反应。
在互联网浪潮袭来的时候，亚马逊、当当等一批网络书店和在线阅读网站的崛起也使得大批实体书店失去了一些生存空间，近年来很多迹象表现网络书店和数字阅读双层夹击许多城市实体拥有率正在下降。但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的情况，曾经蚕食实体书店市场线上的书商开始转向线下。去年年底亚马逊在美国开设了第一家实体书店。同时期我国的网上书城以当当为例，也宣布推行实体书店计划，在三年内计划一千家实体书店，从而实现线上、线下书店的对接。
实体书店的复兴似乎更多预示着实体书店的发展将能顺应互联网的去中介化潮流，更加聚焦于把握年轻人的阅读消费习惯，并且以读书、咖啡、礼品多元业态拓展经营模式，从而打造多元文化体验的公共文化空间。
实体书店的复兴逻辑主要依靠逻辑创新模式上的整体转变，其中包括挖掘阅读消费者的潜在需要，考虑阅读消费者的行为逻辑，通过场景重构式的服务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不但是实体书店重新崛起的一条复兴路，也会启发着我们对数字知识传播时代实体书店形态背后商业逻辑的生存理解，甚至对更广大的中国经济结构带来某种启发。
一名老人在夜幕下看手机。
吴文辉：网络文学对数字阅读的推进
国内最大的网络文学集团阅文CEO吴文辉是网络文学的弄潮儿，他分享了个人经验，以此作为解读当代数字阅读内容、形式转型的一个切片。
“2000年我离开学校之后做了一个工程师，那时候国内已经出现了初期的网络文学，但还没成形。出于对文学的爱好，我跟几个伙伴们成立了一个协会一起看书、讨论书。到2002年，我们决定把这个小站点升级正式成立一个网站‘起点中文网’。2003年，我们基本确立了作者、读者二维互动的关系，首先把作家和读者放在天平的两端，在中间构筑互动桥梁。期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反应，我们发现更多的读者刺激产生更多的作者，更多的作者刺激产生更多的读者，他们之间利用互联网的技术快速地进行信息沟通，技术让阅读内容快速到达读者，也快速地产生反馈，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机制。对于整个阅读和创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当时整个文学网络、文学产业非常快速地成长。”
吴文辉谈到互联网早期的规则缺失让他们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时网络文学都是以免费为主，在创作过程当中其实是没有稳定经济回报的，因此很多作者没有办法长期创作下去。所以这个产业最初不断地有新人进来不断地有人离开，属于不断地自学过程，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情况。2003年，我们决定把文学产业推入付费行业，现在对大家来说，像电商、视频、音乐等等收费变得比较普遍，但在当时除了网络游戏之外网络文学是第一个进入到正版付费的网络产品。”
吴文辉认为，更多的资金可以支持更多作家的创作，因此业态慢慢地进入到良性循环，即有更多人愿意付钱，就吸引了更多的作家愿意写，此外这些作品也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新读者、作者进入这个行业。
吴文辉进一步谈到网文的多元渠道传播，称：“2007年移动互联网开始出现了萌芽，我们推出了网站以及APP。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我们认为它会带来整个阅读产业巨大的变化，我后来离开了起点中文网，成立了新的文学平台，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移动客户端上。2015年腾讯文学与原来的盛大文学合并，成为阅文集团。线上的文学创作先是把出版模式从线下的买书、领稿费带到线上，随后又被游戏、影视、视频等一系列的数字文化产业带动了周边版权的兑现，可以说我们所现在看到的阅读、文学创作的数字化，都是与互联网化结合之后的变革。”
吴文辉预言这种变革未来将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阅读市场将彻底从PC端向移动终端转型，越来越多的人将使用移动终端，特别是低龄的读者基本上只使用手机、Pad阅读，全民阅读真正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二是文化产业整体向好，尤其是创新重点将结合在IP的泛娱乐运作上。根据2015年度数字阅读白皮书来看，中国数字阅读用户正在向3亿迈进，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64%。
吴文辉认为阅读形式的变化将改变知识传播的方式，随着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地开展，从上海、北京这样的一线大城市从二线再到到偏远的地区，通过廉价的手机终端，未来任何一个贫困山区的学生或者偏远地区的教育设施都可能够接触到跟大城市学生一样的知识内容和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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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环保局官员为政绩用棉纱堵塞空气采样器，多人被警方带走
- 发表人： 2016/10/25 8:35:36
- 申度/华商报
2016-10-25 07:4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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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楼顶上的空气采样器
空气采样器本是实时监测空气质量的，作为国家直管的长安区监测站，不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然而，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主要官员出于自身政绩考量，偷配钥匙并记住密码，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警方立案调查后，目前涉案人员已羁押在看守所。
2015年4月，全国环境监测工作现场会传出消息，针对空气质量监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环保部决定用两年时间，开展全国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专项检查。
2016年10月21日，西安市环保局一名工作人员称，就是在这种从中央到省、市严格要求、交叉检查的情况下，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以下简称长安区监测站）竟然进行数据造假。
棉纱堵塞采样器
监测数据多次出现异常
据知情人介绍，长安区监测站为全市两个国家直管监测子站之一，其监测数据国家环境监测总站会直接收集到，如果数据存在造假影响比较大。
这位知情人介绍，作为国家环保部门直管的监测站，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绝不允许闲杂人员进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委托武汉某公司进行维护时，不经允许，非运维方工作人员不得擅自进入。
2016年2月，长安区监测站回迁至西安邮电大学南区动力楼顶时，时任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站长李某，利用协助监测站搬迁、调试的机会，私自截留了监测站钥匙并偷偷记下了监测站监控电脑密码。随后一段时间，工作人员多次潜入长安区监测站内，利用棉纱堵塞采样器的方法，干扰监测站内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数据采集功能，造成该站自动监测数据多次出现异常，影响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
行为败露
监测站内删除监控视频
据知情人介绍，本来空气采样器暴露在空中，探头通过吸入自然的空气进行监测，用棉纱堵塞采样器，就好比给采样器戴上了“口罩”，过滤了空气，这样就不能很好地监测实时空气质量，说明白一点，就是过滤污染空气。作为国家监测总站直管的长安区监测站，采用如此做法，数据发生变化后，引起国家监测总站的注意，于是派人前来检查。为防止事情败露，2016年3月，长安区监测站曾有将监控视频删除的行为。
10月21日，华商报记者来到西安邮电大学动力楼，楼顶上的监测仪器如果不仔细看，很难想到是监测空气的。记者来到动力大楼后，由楼梯上到一层楼顶，楼顶有一座简易房子，透过窗户，看到一张床上放着3床卷起的被子，房间内脏乱不堪，看得出很久没有人居住。动力楼二楼楼顶，有一根高高的杆子，杆子上端有一个圆形球体，杆子旁边还有一个简易房子，圆形、方形等设备裸露在空气中，这些设备旁边有多个监控摄像头。
动力大楼工作人员说，楼顶上的空气监测仪器，他们无权过问，有时来人检查也不跟他们打招呼。他们知道前段时间上面仪器数据涉嫌造假，来了很多公安人员和调查人员。具体怎么造的假，他们不清楚。
据了解，目前涉案的李某等人，被羁押在西安市看守所。
为保证数据真实
设多层关卡防人为干扰
据省环保系统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其实在防范数据人为造假方面，国家还是设了多层关卡的：
第一关，是数据的“一点多发”。各地监测站的数据，在对社会自动发布时，会同步传输到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间不存在时间差，内容也完全一致。所有站点都自动采集数据，实时对外发布，大家看到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都是最新鲜、最真实的。虽然受仪器故障影响，监测数据偶尔会有异常，但专业技术人员会在随后的审核过程中检查更正。
第二关，远程监控。一旦关键参数有异常，监控平台会自动报警，环保部门会派人检查。如果某一站点的数据明显异于其他点位，一般不会将其纳入统计结果，会去现场进行核实。
第三关，国家每年开展飞行检查、交叉检查等。前者是在不通知当地环保部门的情况下，直接派巡视员去站点，后者是不同省市之间的互查。
近年来，公众对空气质量高度关注。据西安市环保局一工作人员介绍，长安区监测站涉嫌数据造假，就是在“飞检”中查出来的。
多名官员涉嫌造假被警方带走
据了解，事发后，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局长、监测站站长、副站长被警方带走，目前主持工作的一名副站长也在请假当中。
华商报记者采访了环保系统一名知情人士。
华商报：为何要堵采样器？
知情人：因为政府部门对环境末位的官员有处罚要求，官员为了逃避处罚，给采样器堵棉纱，污染的空气就会改良一些。
华商报：明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为何还要做？
知情人：以前没有类似的违法处理，环保系统内的官员也就不知道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华商报：从何说起“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知情人：目前的法律是从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来定罪，将采样器堵塞了，造成什么严重后果，这个不好界定。但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环保监测，相应的法律法规也更加完善。
知道一下
空气质量监测站24小时监测空气质量
西安环保系统一名工作人员介绍，空气质量监测站，又称空气站。其功能是对存在于大气、空气中的污染物质进行定点、连续或者定时采样、测量和分析。为了对空气进行监测，一般在一个环保重点城市设立若干个空气站，站内安装多参数自动监测仪器做连续自动监测，将监测结果实时存储并加以分析后得到相关的数据。空气质量监测站是空气质量控制和对空气质量进行合理评估的基础平台，是一个城市空气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
空气质量监测站的功能主要是对空气中的常规污染因子和气象参数进行24小时连续在线的监测，将分析出的数据提供给环保局作为空气质量好坏参考，并辅助环保决策，其中待监测因子包括：污染极细颗粒物（PM2.5、PM10）、臭氧、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硫化氢、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总悬浮颗粒物、铅、苯、气象参数、能见度等。
（原题为《给空气采样器戴“口罩”，多人被警方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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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凤城原书记贪腐外逃 女儿质问：咱家缺钱吗？
- 发表人： 2016/10/25 8:32:21
- 原标题：世上没有避罪天堂！外逃腐败分子是怎么追回来的？《永远在路上》第七集《天网追逃》
2014年12月22号，新闻里传来的一条消息，引发了人们强烈的关注。
【新闻播报】今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潜逃美国两年半的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副厅级干部王国强，从美国回国，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自首。
这是近十年来，第一个从美国回国自首的腐败犯罪嫌疑人，他是在两年多以前外逃的。那是2012年4月24日，一个普通的周二上午，王国强理应去丹东参加一个会议，但他却并没有出现在丹东，而是和妻子出现在了沈阳桃仙机场，使用私人护照悄然出逃。
蒋丹萍（辽宁省纪委纪检监察一室主任）：当时正值我们在查中央纪委交办的一个其他案件，我们查的这个案件的行贿人，也给我们查办案件的这个人行贿，同时也给他行贿，是这样的一个案件交叉。那么他自己又觉得他自己以往就有很多的问题，还是一种惧怕的心理，侥幸，所以他就离境了。
【新闻播报】副市级干部王国强持私人护照于4月24日擅自出境，失去联系，据了解……
王国强预感到会查出自己的问题，心虚之下匆忙出逃。果然，随后的调查中发现，他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了巨额贿赂。
2012年，这条市委书记出逃的消息，曾经在凤城市引起了极大震动。既然当年已经外逃，是什么让他最终做出自首的决定呢？
王国强（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两年零八个月以后我又回来了，与其在美国东躲西藏，惶恐不安，有病不能就医，有交通工具不能乘坐，如果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即便留下来，意义也不大。
西雅图，美国西海岸城市，王国强夫妇踏入美国的第一站就选在这里。然而，在这座曾被称为全美最佳居住地的城市，并没有他们能安居的空间。由于是外逃，他们不敢用护照在酒店登记，只能和别人一起住在合租屋里。
王国强（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住房子的人他们也都是各国的移民，至于说是偷渡过来的，还是非法滞留的，这不得而知，所以感觉每一天很恐惧。能不能出现打架的情况，能不能被害，能不能被抢啊。
王国强的女儿在美国波士顿读书，但是由于担心被人发现，在美国两年多，他没敢跟女儿见一面，甚至到美国几个月后，才给女儿打了第一个电话。
王国强（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姑娘就问我你为啥，咱家缺钱吗？你跟我妈都是公务员，单位都不错，你又是领导，缺钱吗？我没法回答孩子，我觉得那一刻我不是父亲了，我就好像面对检察官来提审我一样，心里很痛。
旅游签证到期后，王国强和妻子成了非法移民，他不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只能不停地换合租屋，后来又从西雅图躲到了洛杉矶。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国强越来越觉得举步维艰。
王国强（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从这个出租屋到那个出租屋，需要坐车的时候，都不敢坐其他的车，只能坐灰狗站的灰狗，也就是长途大巴。因为坐其他的交通工具也都得需要护照，所以说我经常在问自己，就是这种生活有必要继续下去吗？我那个时候的希望，就是希望我不被他们发现，就这么一点希望，实际上是一种绝望，一个人每一天想这个事儿的时候，那不就叫绝望吗？
恐惧、绝望，是大多数外逃人员在国外的真实心境。尽管逃出国门，但他们只能东躲西藏、战战兢兢地活着。但是也有少部分人，利用在国内贪腐得来的财富，在国外过着奢侈的生活，甚至还有人用金钱打入了当地的上流社会。
迈克尔·程，加拿大房地产开发商，在温哥华地区开发了多个高端地产项目，可以说是当地的风云人物。这是他在加拿大的住所，位于温哥华高端住宅区，估价约合人民币两千多万。迈克尔·程还多次向当地党派捐款，有他的资金铺路，他的女儿积极参与政治，成为了加拿大联邦青年自由党某分部主席，作为一个政治明星在当地颇受瞩目。
然而，2015年，迈克尔·程一家的风光生活发生了改变。
【新闻播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近日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加大全球追击力度。
2015年4月22日，中国集中公开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曝光100名涉嫌贪腐的外逃人员。美国CNN评论称，中国彻底的反腐战役已经打到了地球的另一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这份名单是中国抓捕外逃贪官迈出新的重要一步，北京升级反腐行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称，中国的反腐成绩明显。现在的制度安排解决了外逃贪官的引渡问题，堵住了贪官外逃的退路。美国《国际商业时报》网则将中国公开的百人名单和照片全部列在自己的网站上。并撰文称，习近平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后，将反腐推行得很坚决，目标是那些贪污公款和滥用职权的官员们——不论他们的级别是高是低。很多国家的媒体还对百名“红通”中逃往本国的人员进行了梳理，设法查找有关嫌犯的住址登门采访，调查其在中国及逃亡后所在国家违法犯罪的情况，予以曝光。
法国里昂，国际刑警组织总部，红色通缉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国际刑警组织共有七种不同颜色的通缉令，红色通缉令是其中级别最高的。
詹姆斯·安德森（国际刑警组织反腐败和金融犯罪局副局长）：红色通缉令本质上就是发给成员国的一个通报，某人是一个嫌犯，正在被他的国家通缉，百人红色通缉令就是被中国通缉的嫌犯。
2015年公开的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是我国首次如此集中地公布外逃贪官的信息，在国际刑警组织近百年的历史上，一个国家集中公开曝光100名涉嫌贪腐外逃人员的红色通缉令，也是第一次。
詹姆斯·安德森（国际刑警组织反腐败和金融犯罪局副局长）：腐败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其他很多金融犯罪都与此相关。任何一个成员国如果能像中国这样，重视与反腐败相关的调查，我们都非常高兴而且很受鼓舞。
红色通缉令对成员国并没有强制缉拿要求，各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协助缉查。但它意味着，被通缉对象是一个在逃犯，通缉令的公开本身对通缉对象就会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成了迈克尔·程一家生活的转折点。通缉令发出不久，就有人看出，迈克尔·程与红色通缉令上名列第69位的程慕阳高度吻合。程慕阳因涉嫌侵吞、骗取国有资产、贪污等被通缉。相似的容貌，相同的生日，一个是温哥华地产大亨，另一个是红通嫌犯。原来，迈克尔·程就是程慕阳。随后，成功的商人迈克尔·程迅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他公司的办公室铁门紧闭，人去楼空，女儿的职务也被加拿大联邦青年自由党紧急撤销。目前，中国正为将他追捕回国做进一步努力。
蔡为（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外逃腐败分子，我们要点名道姓曝光，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据我们所知发布红通之前，有的外逃腐败分子在国外还是过得很猖獗，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外逃的腐败分子，发布红通之后，这些人很多就收敛了，这种猖狂的势头是被压下去了。
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只是中国近年来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的众多举措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反腐败的决心，也让外逃人员感到了强烈的震慑。
2014年3月，中央纪委整合内部机构建立国际合作局；
5月，中央纪委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
6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建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设立办公室统筹追逃追赃工作；
7月，公安部开展猎狐2014专项行动；
9月，最高检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
10月，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公告》。
外逃贪官们其实也在时刻关注着国内的追逃动向。身在美国的王国强，一方面生活提心吊胆、了无生趣，另一方面也感到未来日子将更不好过。当看到敦促自首的公告里提到，自愿回国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他终于决定自首，回国接受法律的审判。
王国强（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我要不回来，一定是通缉榜上有名的，那你说，全世界见到了这个协查通报，这一百多个国家都行动起来，你不像过街老鼠一样吗？也可能处境比它还难呢。被通缉的人，被追逃的人，他才有这样深刻的感受，这个法律的威慑，有的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网在哪儿？平常谁说也看不见，但是只有当事人那种处境，他能看到天网，能看见那一只巨手。
腐败分子外逃，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腐败分子在国内贪腐之后，悄无声息地失联，逃往海外。
黄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贪官外逃实际上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越来越明显的一个现象，当时出现了一个热词，叫做携款外逃。赖昌星外逃发生在1999年，这是外逃标志性的一个事件。随后在2001年发生的就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特大贪污案的这几个主要犯罪嫌疑人他们外逃。
腐败分子妄图躲到海外过逍遥日子，这是党和人民都绝对不能容忍的。随着外逃现象的出现，追逃工作也随之展开，但早期的工作面临着许多困难。
高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当时改革开放才刚上路，我们刚刚打开国门，参与国际合作各个方面的领域还不够宽，经验还不够丰富，特别是在国际反腐败合作方面，我们的话语权还不够大，再加上对国内追赃追逃各个部门各个力量统筹协调的机制还不够顺畅，因此我们追赃追逃总体上处于一个艰难探索的起步阶段。
虽然面临许多困难，但中国追逃的努力从未停止。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追逃追赃列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遏制腐败蔓延的重要一环，追逃追赃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世界感到了中国的决心和力度，国人也清晰地看到了显著的成效。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发布以来，不少潜逃时间长、在国内影响重大的案件嫌疑人相继落网。
【新闻播报】百人红色通缉令上首名被捕的犯罪嫌疑人戴学明被缉捕归案……；潜逃肯尼亚等国9年之久的江苏中淮建设公司原董事长钱增德被遣返回国……；我身后的这架航班是今天上午9点从新加坡出发，下午3点半刚刚抵达中国北京的航班，在这架航班上有百名红色通缉令当中排名第二位的李华波……
李华波，在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名单上排在第二位。新加坡和我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李华波出逃前又做了周密的准备，他的成功遣返，在追逃方式、工作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都非常有典型意义。
江西鄱阳是国家级贫困县，李华波外逃之前，是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的股长，职位虽然不高，却掌握着重要的资金监管权。当年他和两名同伙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9400万元，相当于这个贫困县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堪称小官巨贪的典型案例。李华波生性好赌，这些钱大量被他用于前往澳门赌博挥霍。
李华波（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原股长）：去一次以后就觉得有点上瘾，有时候真的是有点不计后果的样子，拿了以后输了，输了又去拿，好像到自己家里保险柜里拿钱一样的。
澳门检察院提供的记录显示，李华波在赌场输掉的钱高达3400多万港元。李华波心里清楚已经犯下大罪，因此决定外逃。
李华波（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原股长）：说句实话自己也害怕，也想逃避法律制裁，所以就办理移民。我当时在网上也查了，有些资料我也看了，如果能跑到一个跟中国没有引渡条例（约）的国家，可能会相对比较安全一点，当时自己是这样想的。
李华波做了逃避追捕的各种考虑，他选择了和中国没有引渡条约的新加坡，提前办理了投资移民获得了合法居民身份。他还通过地下钱庄等渠道，将挥霍剩下的3000多万元预先转移到了新加坡。这是办案机关制作的李华波转账路线图，通过这些密密麻麻的复杂线路，就能看出他的周密策划。完成这一切之后，2011年1月，李华波举家飞往新加坡。
李华波（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原股长）：我自己说句实话，心里也这样认为，自己认为出了国不要紧了，当时是这样认为。
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的李华波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好日子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在新加坡逍遥了仅仅一个多月后，新加坡警方突然对他实施拘留，并冻结了他在新加坡的所有资产。
李华波并不知道，他出逃后，我国第一时间就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红色通缉令；不到一个月，我国就向新加坡提交了他跨境转移赃款和伪造移民申请材料的有关证据。正是因此，新加坡警方迅速对他采取了行动。
李华波（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原股长）：当时我还抱有这种幻想，我们跟新加坡没有引渡条例（约），律师当时说的，真的是有这个案子你也别怕，因为新加坡的法律跟中国法律不同。
虽然没有引渡条约，但不意味着没有其他办法。境外追逃主要有四种方式，除了引渡，还有遣返、异地追诉、劝返。在李华波案中，遣返和异地追诉这两种方法被充分运用了起来。
黄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就是和新加坡的主管机关来合作，在新加坡对他提起刑事诉讼。因为他向新加坡转移资产的这样一些行为，也触犯了新加坡的法律，构成了洗钱犯罪。在新加坡对他提起刑事诉讼，这种刑事诉讼它起的一个作用，就是对他已经取得的移民身份的吊销，这样李华波就从新加坡的永久居民，这样一个合法的法律地位就丧失了，变成了一个非法移民，就可以通过移民法的遣返方式把他遣返回国了。
之所以能采取异地追诉的办法，缘于中国和新加坡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这一公约于2005年12月正式生效，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的法律文件。有了这一公约，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之间，开展反腐败领域的司法合作也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蔡为（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和新加坡我们这次合作也是第一次以这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基础，相互提供司法协助，这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尝试。
2012年1月，新加坡总检察署针对李华波转移赃款到新加坡的行为，以不诚实接受偷窃财产罪起诉李华波。李华波重金聘请了辩护律师，辩称这些钱是在中国经商所得，并非贪污的公款。针对他的抗辩，新加坡检方邀请中国派出检察官到庭作证，提供这些钱属于公款的证据。
许轶峰（时任鄱阳县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我们主要就是提供了两块证据，钱是如何从中国财政专户上最后通过中间人转移到新加坡的，这是一块。第二块我们也充分调取了李华波的个人以及家庭财产收入情况，包括李华波确实有违规从商经营这么一个情况，事实上根据我们查实的情况，李华波有经商，但是在经商过程中都没有赚到利润。
扎实的证据链使得法庭采信了中国检察官的证言，对判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华波最终在新加坡被判处有期徒刑15个月。2015年5月9日，李华波在新加坡出狱，当天即被遣返回中国。他回顾自己在新加坡的四年，整个都是在惶恐不安中度过的。
李华波（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原股长）：国外这几年天天打官司，坐牢，还不如回国了。就是后悔自己如果不做这个事，就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像我家里的话，当时我走的时候我父母也在，正是希望我在身边的时候，给他们养老送终的时候，自己还给他们背个这么大的包袱。像我父亲去年过世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家人也不告诉我，这个事我真的是后悔，真的很难过这个事。
在对李华波进行海外追逃的同时，在江西鄱阳，追赃工作也在进行。2014年8月29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华波违法所得案一审公开开庭，虽然当时李华波人还在海外，但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规定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为没收外逃腐败分子非法所得提供了法律依据。
黄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这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便他们逃到境外去了，那么我们在国内也同样可以提起这个没收程序，来对他的违法所得进行没收，它对于解决境外追赃，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李华波案成为了《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的海外追赃第一案。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李华波夫妇在新加坡拥有的2953万元资产属于违法所得，依法应予没收。目前我国正与新加坡司法机关合作，对这部分海外资产进行追缴。这场被告人缺席的审判，具有特殊的意义，宣告我国追赃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追赃、追逃、异地追诉、移民法遣返，李华波案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进行追逃的一个经典案例。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组织协调下，国内各部门召开了四十多次内部协调会，中方工作组先后八次赴新加坡，同新加坡总检察署、警方、内政部、移民局等部门进行磋商，最终促成了李华波顺利被遣返回国。
这一案件中各部门的高效合作，背后是我国追逃追赃工作机制的完善。2014年在中央层面建立了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成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加大指挥协调力度，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八家成员单位协同作战。2015年在地方层面，各省区市也都建立了相应的省级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形成了分兵把守、上下联动、整体作战的追逃模式。
高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随着中央纪委监察部履行了一个总体的协调职能之后，那么过去所谓九龙治水、九龙追逃，但是缺乏执行力和协调力的这样一种被动局面大为缓解，我们在对外的沟通协调的效率，在对内执行我们追赃追逃政策的领导力、执行力等方面应该说焕然一新。
【新闻播报】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
2015年年初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首次将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列为年度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加强国际合作，狠抓追逃追赃，把腐败分子追回来绳之以法。
【新闻播报】今天，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正式启动天网行动。
2015年3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部署开展了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行动。天网行动由多个部门参与，目标是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抓捕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违规证照，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产，劝返一批外逃人员。
高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天网行动吹响了中国反腐败合作特别是追赃追逃猎人联盟的一个集结号，一个进军令，同时它也是我们多年来追赃追逃国际合作的一个加强版和一个升级版，那么这个猎人联盟它涉及到的部门更多，资源更广，力量更强，沟通协调机制更加顺畅，形成了一张恢恢的天网，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震慑。
为了全面掌握外逃贪官的信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还编织了内外两张信息收集网。对内，通过建立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外逃信息管理系统，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区市可以通过这个系统第一时间及时报告外逃人员信息；对外，在中央纪委网站等门户网站的显著位置开设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网上举报窗口，接受海内外举报。与此同时，反腐败的国际合作在加速推进。
【新闻播报】前来与会的20位经济体领导人或代表陆续抵达雁栖湖……
2014年11月，北京怀柔雁栖湖，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这里举行。
【习近平同期声】我们大力推动亚太反腐败合作，建立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就追逃、追赃开展执法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
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这是第一个由我国主导起草的国际反腐败宣言，也是APEC历史上第一次以一国首都命名的反腐败宣言，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也为中国在全球反腐败合作领域赢得了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刘建超（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腐败问题现在跨境的特点越来越突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规避这些问题，任何国家也不能置身于这样的形势之外。我们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同时其他国家的反腐败工作也同样需要中国的支持，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种互利，也是一种共赢。
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到二十国集团峰会，再到联合国，从美国、英国到澳大利亚、新西兰，习近平总书记在各个外交场合主动设置反腐败国际合作议题，表明了我国加大追逃追赃力度的态度和主张，得到了各国和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
刘建超（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一些西方国家明确强调，他们不想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承诺。
我国和重点国家的反腐合作也取得重要进展。
2015年10月20日，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反腐败工作组第十次会议在北京举行。2015年也正好是中美开展反腐败执法合作的第十个年头。十年来，每一项新的合作协议，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从2014年开始，这个步伐在明显提速。
2014年6月，中美就《美国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实施达成初步协议，两国互通公民海外个人账户信息，提供海外追赃追逃的数据支持。
10月，中美双方同意推动在调查、追踪、冻结、追缴、返还腐败资产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重点追缴和返还腐败犯罪资产。
11月，《北京反腐败宣言》发表，作为APEC成员国的美国也签署了该宣言。当月在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见中，双方同意继续在追逃追赃、遣返非法移民等领域开展对话与合作。
戴维·鲁纳（美国国务院反腐败事务协调人）：通过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反腐败工作组会议，我们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内都有着紧密的合作，将两国领导人的承诺落到实处。我们也会继续加强这种合作,来确保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再有腐败官员的避罪天堂。
2015年3月，排在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第三位的中储粮周口直属库原主任乔建军及其前妻赵世兰在美国被正式起诉。
【新闻播报】赵世兰在两名美国律师的陪同下出庭，庭审结束后，赵世兰用大墨镜和大沿编织帽试图遮住面孔，欲急速离开现场，面对记者进行的……
美国检方文件指出，赵世兰谎称向美国企业投资的50万美元，其实是用来购买了房产，钱的来源和周口市粮库的一笔洗钱交易有关。
布鲁斯·奥尔（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助理）：我们非常希望中国同事提供中方认为潜藏在美国的出逃人员的信息，我们就能够开展自己的调查，搜集关于这些人的信息，将他们定位，并且找到他们参与违法行动或是违反美国移民法的相关证据，然后我们就可以起诉他们并且将他们遣返回中国。我们相信如果这样的联合行动能够继续认真而高效地开展，就能够对这些外逃人员有所震慑。
追逃追赃工作的两个重点，一个是人，另一个是钱。为了截断贪官向外转移赃款的通道，201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开展了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向境外转移赃款的行为。
刘向民（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副司长）：贪官外逃如果没有一个资金的支持，首先他外逃本身就很困难，另外一个他逃到外面去，他的生活来源也会成很大的问题。我相信咱们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咱们这次专项行动的威力，切实地配套一些长效机制的建设，把这个转移赃款的渠道给他最大限度地阻断，对防范贪官外逃是能够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
在海外追逃的同时，在国内建立起防逃机制，把人看紧、把门关死，从源头遏制外逃同样重要。有人这样总结官员的出逃路径：转移资产——家属先行——猛捞一笔——不辞而别。不少案例中，出逃人员配偶和子女在案发前已经移居境外。加强对裸官的监督管理，是防逃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黄先耀（广东省纪委书记）：我们也经常讲裸官不一定是贪官，但是裸官有时候往往是贪官的先导，我们在实践当中发现，有的干部是先裸后贪，有的干部是先贪后裸，脚踏两只船，一有风吹草动就溜之大吉，那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干部队伍就缺乏凝聚力、向心力，甚至于就会危及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提出：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从2014年开始，广东一共清理出2190名配偶或者子女移居到海外的干部，对其中的866名干部工作岗位做了调整，要么弃裸，要么弃官，二者只能选其一。同时，加强了各级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出境个人证照的管理。
司琪（广东省东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这个是我们保管的领导干部的私人护照还有港澳通行证。现在我们对领导干部因私出国管理是非常严谨的，他自己是不能保管他个人的因私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他们要出国一定要先填这份政审表，通过层层审批，然后才能领到这个证件出去。返回以后在十天内，你的这个证件一定要交回来保管，这是不能违反的。
追逃、追赃、防逃，目的是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如果能让腐败分子到了海外也无路可逃、无处可躲、无钱可花；在国内难以转移赃款、难以轻易逃出国门，将会有效地遏制很多人贪腐的念头。
高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如果说在国内进行的打虎拍蝇，开辟了反腐败的第一战场的话，那么在境外全天候的追赃追逃，等于是成功地开辟了第二战场，两个战场密切联系、高效互动，我们才能真正构建一个对腐败现象零容忍、无禁区、无死角的制度环境和治理的土壤。
2016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继续将国际追逃追赃作为重要任务进行部署,决定继续开展天网行动，继续推进国际合作，加大力度、紧锣密鼓地开展追逃追赃，把惩治腐败的天罗地网撒向全球，让已经潜逃的无处藏身，让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
4月21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召开会议，决定启动天网2016行动，继续向腐败分子发出强烈的震慑信号。
【新闻播报】潜逃美国14年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杨进军被强制遣返回中国……；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原工作人员朱振宇成功劝返归案……；潜逃美国13年之久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黄玉荣今天回国投案自首……；将远逃至加勒比海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两名百名红通嫌犯付耀波、张清曌抓获归案……；百名红通第42号嫌犯周世勤自澳大利亚回国投案自首……；成功规劝潜逃加拿大的百名红通人员第57号嫌犯曾子恒主动回国归案……
刘建超（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追逃追赃工作既涉及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正义、社会的公平、同时也涉及到法律的尊严，也是涉及到人心向背，涉及到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信任。所以总书记讲的，追逃追赃工作一定要下大力气来抓，不管腐败分子逃出去十年、二十年，我们一定要把他追回来，要缉拿归案。
目前，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发布以来，截至2016年8月底，已经有33人归案；2014年以来，我国从70余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100余人，追回赃款72亿余元人民币。中国将用持之以恒的行动告诉所有人：海外不是法外，世上没有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中国的追逃追赃，已经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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