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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东北不少地级市局下面的科长都叫“处长”
- 发表人： 2016/11/2 7:33:27
- 原标题：官念淡一点 振兴快一点(经济时评)
东北某市一场表彰会上，领导桌上一人一瓶矿泉水，获奖者席位上则是空荡荡。一瓶矿泉水，折射出一个地区无处不在的“官本位”意识
不久前，笔者参加东北某市一场表彰会。会场里，领导桌上一人一瓶矿泉水，获奖者席位上则是空荡荡。一位南方参会者愤愤不平，而笔者长期在东北，已是司空见惯。
一瓶矿泉水并不贵，布置会场的工作人员在这里突出的不是节俭节约意识，而是领导和下级的差别。一瓶矿泉水，折射出一个地区无处不在的“官本位”意识。
在东北不少地级市，局下面的科长都叫“处长”，某某市办公室非要叫办公厅，而且名正言顺印到名片上，生怕对方把自己看低了。鞍钢原董事长张广宁在一次接受笔者采访时感慨：“央企再大也是企业，科长再小，也是官员。”
当前东北经济面临着“滚石上山”的严峻形势，原因很多，但是，不少人的官本位意识浓厚是一个重要因素。
东北地区进入计划经济最早、退出最晚。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的生产、物资的调拨、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都是上级说了算。现在虽然大力推动改革，但在不少地方仍存在该进平台招投标的不进，该改制的企业不改等情况。
在市场分配资源的模式下，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的分配和流动，本该是市场说了算。但在“官本位”体系里，主要讲究行政级别和层级，市长大于市场，这是制约东北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比如，一个国企非要按照行政体系来运转考核，自然和市场是拧巴的。正像辽宁省省长陈求发所批评的那样：“企业没有效益，啥级别也没用。”
在东北，不少企业家的精力多数围着领导转，一些民企靠政府项目、国企采购链条生存，不以市场需求为主，缺乏创新动力，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里，东北的数量最少。
官本位意识更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东北一些地市领导到南京、杭州等高新区考察，发现在那里创业的“海归”博士中，东北人特别多。“这些政策咱也有啊，为什么不回来？”一问才得知，虽然优惠政策都不缺，真想申请，就得找路子托门子，费周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前，新一轮东北全面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除了加大投资稳增长、加快改革转体制、加快调整升产业外，必须再来一次观念的大转变，淡化甚至摒弃官本位意识。只有培育出重商、亲商、安商、富商的好环境，东北的全面振兴方能夯实根基。
2016年11月02日 05:53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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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常德13岁女孩疑遭多人强奸致怀孕，警方：已刑拘2人
- 发表人： 2016/11/1 21:05:25
- 澎湃新闻记者 李延兵 实习生 梁晨
2016-11-01 20:46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11月1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了解到，10月20日，县长信箱中一来信称，自己13岁的侄女因遭强奸后怀孕，喝除草剂自杀，抢救过来后向家人透露，自己曾被人威胁与他人发生关系。
石门县人民政府县长信箱的来信记录显示，10月20日，一封来信编号为“XZXX2016100036”的信件中，写信人自称是石门县南北镇的农民，长期在外打工。2016年10月，自己13岁的侄女因被人强奸后致怀孕不敢说，喝下除草剂自杀。侄女被抢救后才透露，自己被4人威胁后遭强奸，其中2人她认识，直至前不久，发现自己怀孕又不敢说才选择自杀。
信件最后，石门县公安局回复称，经查，来件人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县公安局南镇派出所己受理并立为刑事案件，目前己经抓获并刑事拘留2人，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对此，石门县公安局政工室负责人称，目前掌握的情况还不便透露，正在核对案件详情。县长信箱中公安局回复是县公安局信访部门回复，目前还在核查。
11月1日，石门县公安局南镇派出所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详细情况不便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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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雪崩！中国生育水平已是全球最低 没有之一
- 发表人： 2016/11/1 21:00:57
- 文/梁建章 携程CEO兼董事会主席
黄文政 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
近日《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这个数据低于世界银行最新的2014年的所有其他199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换言之，如果1.05的生育率属实，那中国的生育水平就是全球最低，而不是最低之一。
生育率是指每个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由于中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一般国家要高出约10%，平均每个女性需要生育更多的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不衰减；从群体繁衍来看，中国1.05的生育率只相当于发达国的1.0的生育率。这体现在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只要达到2.1就可以维持人口代际平衡，而中国生育率则需要达到2.2才能做到这点。
近一二十年来，各种证据一再显示中国早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0到2014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1.28，平均生育率仅1.2，即使取最高值也只有1.28。但2015年11月5日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依然声称实际生育率介于1.5到1.6。如果说生育率确实有这么高，那意味着2015年耗资不菲的人口小普查所得出的1.05的数据就漏算了1/3的婴儿；普查机构是不是应该为这么大的漏报比例承担责任？
由于都是基于抽样，再加上各种宏观因素影响，各年生育率会有一定波动性，但不可能会相差1/3。问题并不是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漏报，而是计划生育部门以漏报为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幅调高生育率数据，严重误导决策层和民众。上个月，湖北宜昌市卫计委等部门联合发出提倡生育二孩的公开信后，我们就关注过当地的生育数据。2015年8月宜昌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生育调查；结果显示，当地2015年总和生育率仅有0.81。宜昌的调查是基于30%的育龄妇女，抽样比例是一般生育率调查的30倍，应当非常准确。
宜昌是一个地级市，包括5个县，其中还有少数民族地区，该地的城市化率还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考虑到这些因素，如果说宜昌的生育率仅有0.81，那全国1.05的生育率并不离奇。宜昌的数据也暗示，国家统计局根据人口普查和每年抽样调查所公布的数据，并不像计划生育部门一直宣称的那样严重高估了生育率；而后者对生育率的调整则是刻意的误导。而且，2015年的数据是来自抽样比例较高的小普查，按理应该比之前的几年更准确。
为了进一步分析近年的生育率，我们将2010至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按孩次分解。如表1所示，2014年总和生育率高于2013年；这主要是因为二孩和三孩次生育率上升，与2014年实施单独二孩的政策变化相符。而2015年的一孩、二孩和三孩次生育率都比2014年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一孩生育率。除了实际的超低生育率、抽样误区以及其他宏观波动因素之外，我们认为2015年如此之低的生育率还可能部分归因于生育率的进度效应。
所谓进度效应是指，育龄女性在某些年份普遍推迟生育，导致这些年份的总和生育率走低。假设这些女性只是推迟，而非放弃生育，那么总和生育率在开始年份的下降幅度会在实际生育年份得到补偿。我们注意到，2015年的平均生育年龄比2014年增加了将近1岁，说明进度效应可能确实存在。这背后的原因应该是进一步的城市化，以及大学扩招导致很多年轻女性推迟婚育。
不过，由于女性生育多孩的意愿及怀孕几率都会随年龄下降，延缓生育所降低的生育率只有一部分会在未来得到补偿。 再考虑到2016年年初全面两孩开始实施等因素，综合判断，2016和2017年的生育率会显著反弹。特别是，随着堆积生育意愿的释放，2017年将出现生育小高峰。但在此之后，由于堆积效应弱化，尤其是未来十年育龄高峰期女性萎缩超过40%，出生人口将面临雪崩。
对大部分人来说，生育率不过是一个数据，多高或多低都没有切身感受。特别是，过去高生育率时出生的人口依然在世，虽然每年出生人口已经显著少于1950年代初期，但总人口依然还在增长，使得极少有人会认识到未来人口衰减将多么触目惊心。上述国家统计2010年到2015年数据显示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不到1.2。 即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对这几年的生育率低估了15%，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在2.2的更替水平下，这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6.4%，两代人将减少超过60%。如果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4的水平，那总人口也将以每5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萎缩。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生育率高达卫计委所宣称的1.6的水平，那也意味着每50年减少超过40%；这也完全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育状态。
更重要的是，即使完全放开生育，生育率恢复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也几乎不可能，因为未来影响生育率各种因素的可预期变化几乎都是负面的。首先，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社会将持续发展，这会进一步挤压生育率。这是因为，现代技术需要更高的劳动力质量，从而推高教育要求，增加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而女性就业的普及、父母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升以及生活的丰富，又增加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
其次，“养儿防老”是以前多生的经济动因之一，但随着养老社会化的普及和社会观念的改变，这个动力已基本消失。即使那些愿意多生的父母，也极少指望今后靠孩子来养老。在经济上，养育孩子是一种以自己的艰辛付出来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利他行为。
再者，在长期的一胎化下，城市家庭已把一孩当成了默认的生育状态，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会生育二孩，这在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过去农村较高的生育率尚可补偿城市的极低生育率，但很多农村年轻人已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面临着更大的生活压力，且脱离了之前的亲友氛围，生育观念在向城市靠拢。即便是在生育意愿较高的中国农村地区，生育意愿也不到1.9，比日本、韩国还要低。
而且，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社会，没有像伊斯兰和基督教社会那些生育友善的宗教土壤。过去诸如“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生育观念早已式微，而少生甚至不生孩子的观念盛行。早年父母是促进年轻人生育的因素，但现在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本身就接受了少生的观念，有些甚至反对子女多生孩子。
在可预见的将来，很多压低生育率的因素会不断自我强化，形成恶性循环。比如：
很多单独夫妻不想生育二孩是担心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而养育成其原因又恰恰是社会平均生得太少。如果家庭普遍生育两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就不会这么高，“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也许就不会成为常态，想多生的夫妻也许就不会望而却步。反之，生育率越低，家庭平均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越高，一般家庭越不敢多生孩子，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生育率。
其次，随着大量年轻人去城市工作加上生育率走低，农村的孩子越来越少，导致不少学校被迫关闭。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关闭了一半以上的学校。原来很多自然村设有小学，现在则要去乡镇甚至县城上学，大幅增加了很多学龄孩子上学的困难。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抑制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宜昌的数据就显示，农村的生育率比城市还低。实际上各种生育率意愿调查已经印证了，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低于超低生育率的日韩，那种农村生得很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再者，由于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迅速恶化，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不断加重。这种负担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有心理上的。随着独生子女父母一辈逐渐老去，中国城市育龄家庭的平均压力会大幅增加，这反过来又会抑制他们的生育意愿。
既然扭转低生育率的危机如此艰难，那么，现在理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然而，现在人口政策仍然在严厉处罚多生。例如，近日推出的《辽宁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对超生家庭征收5-10倍基数抚养费，超生两个子女以上的，将以5-10倍基数抚养费为标准，按照多生育子女数加倍征收社会抚养费。这种严厉惩罚多胎的措施是极其荒谬的，特别是在如此低迷的生育意愿下。
由于总有部分人不婚不育，或只愿生育一两个孩子，少数家庭生育特别多孩子对维持民族繁衍至关重要。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千差万别。假定意愿孩子数呈如下的分布：6、3、2、2、1、1、0，且所有家庭都能如愿，那一共7个家庭将生育15个孩子，生育率为2.14，勉强接近更替水平。而在这15个孩子中，来自三孩或六孩家庭的有9个，占总数的2/3；来自两孩家庭的孩子只有4个；而独生子女只有2个，不到总数的1/7。这也意味着，当来自三孩和三孩以上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才刚处于更替水平。
这也说明，全面二孩政策远远不够。在该政策下，上述家庭的生育数量将分别变成2、2、2、2、1、1、0，即7个家庭总共生育10个孩子，生育率仅为1.43。即当人们感觉二孩家庭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
比较一下辽宁与韩国的生育政策，更能看出辽宁严惩三孩政策的荒谬。韩国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约4900万，出生43.87万。辽宁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4382多万，但仅出生25.02万人。辽宁的面积是韩国的1.5倍，人口是韩国的89.4%，但新生儿却只有韩国的57.0%。
韩国在大力鼓励生育，辽宁省却仍然在严格限制生育。事实上，过去韩国也曾实行过鼓励少生的政策。韩国生育率在1955～1960年高达6以上。在1962～1995年间推行小家庭鼓励少生后，韩国生育率从5.79降至1.63。从1996至2004年，韩国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依然从1.58降至1.15，并在2005年跌至历史最低的1.08。自2005年韩国开始推出各种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依然徘徊在1.1至1.3之间。2010年9月，韩国总统李明博宣布，计划投资3.7万亿韩元用于鼓励生育。这一巨大的预算将用于扶助普通家庭的托儿和育儿教育，韩国70％的家庭将会从中受益，之前韩国就开始对生育第三孩的家庭提供奖金。但韩国生育率在2014年依然处在1.21的超低水平。
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经验以及我们上述分析都表明：降低生育率容易做到，但要提升生育率却难上加难。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超过25年，未来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即使立即全面放开，但只要不大力鼓励生育，出生人数在经历短暂的反弹后依然会一路下滑，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难以避免。扣除技术进步的因素，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断萎缩，规模效应持续弱化，最终丧失综合性的产业优势，人均收入下降，国力全面衰退。
这些预言并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被一个又一个低生育国家和地区的经历已经可靠的经济学分析所印证的现象。前面提及的辽宁就是一个例子。辽宁的生育率长期处于全国最低水平之一，与人口控制论者宣扬的相反，少生不仅没有带来快富，反而致贫。从1980年到2015年，虽然辽宁的人口增长显著慢于全国，但辽宁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反而却比全国还要低20%以上。而且，到2016年，经济发展水平还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的辽宁竟然破天荒地出现了经济负增长。
虽然辽宁经济的低迷有起点较高、体制观念甚至核算方面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低生育率是辽宁经济萎靡的根本性因素。在如此暗淡的人口前景下，不去大力鼓励生育，而是严禁三胎，并想靠进一步大规模投资来振兴辽宁无异于异想天开。从人口形势来看，辽宁只是比全国快了一二十年。除非能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大幅度地提升生育率至可持续的水平，辽宁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
2016年11月01日 07:31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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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一已婚官员被曝猛追有夫之妇 以跳楼逼其离婚(图)
- 发表人： 2016/11/1 20:59:04
- 原标题：河南鹿邑官员疑被情妇举报 组织部门介入调查
“向已婚女子疯狂‘求婚’、驻村期间公款和情妇租房……”近日，一则针对河南鹿邑县委宣传部部长袁玉峰的举报信息在网上流传。
举报者还在网上晒出两人的亲密合影照、“婚纱照”以及“露骨”的聊天信息。
10月31日上午，“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007）联系到举报人--河南新乡辉县女子小朱，她表示，自己2014年起与已婚的袁玉峰共同生活，举报的问题绝无虚假，有“铁的证据”。
“北京时间”致电袁玉峰求证，对方手机处于停机状态。
11月1日，鹿邑县委组织部证实，受省委组织部委派，已对此事展开调查。
“他以跳楼相逼让我离婚接受他”
袁玉峰和小朱的“婚纱照”
小朱告诉“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007），自己在2014年5月的一次自驾行旅游活动中，结识了当时在河南省人大工作的袁玉峰。
随着逐渐熟悉，两人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小朱说，“一次聊天中，袁玉峰说已离婚，请我介绍个对象。为其介绍了一个女朋友，交往一段时间后，他说不合适，就看上我了。”
小朱表示，她当即回绝，自己有家庭。但袁玉峰追求的电话、短信，彻底打乱了自己的正常生活，袁还曾以跳楼相逼。“在疯狂追求下，我和丈夫终止了婚姻关系，与袁玉峰走到了一起。”
袁玉峰和小朱的合影
相处后，小朱才得知袁玉峰根本没有离婚，之后，两人也曾为此多次争吵。
“每次，袁玉峰都口口声称，虽然没有真正离婚，但和妻子已有三年时间不在一起生活了。”小朱告诉“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007）。
小朱还表示，为营造“二人世界”生活，袁玉峰还让她花30万元购买了一套结婚用房，
袁玉峰提出先拍好婚纱照，为结婚准备，并把婚纱照挂在墙上。
“原本说好结婚的事，最近，袁玉峰突然对我冷淡、疏远起来。经了解，他在外面又有了新的女人。”
疑似袁玉峰与小朱的聊天对话，袁称呼小朱“老婆”。
“驻村工作组配备的东西都搬到宾馆”
“跟了你三年，说抛弃就抛弃”，小朱自称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她要为付出三年的感情讨个说法。
她告诉“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007），2014年3月，袁玉峰被组织选派到登封市君召乡君召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之后，他为了方便追求我，多次花公款住宾馆。
小朱称，驻村期间，袁玉峰为了和她生活在一起，以离婚单身为由，在辉县租房居住，并多次在辉县市中州商务酒店、昆仑乐居商务酒店开房。
“我们租房期间，就连上级为驻村工作组配备的冰箱、电视机、衣架和床上用品，都搬到辉县市租住房屋使用。”
袁玉峰在媒体报道中，被称为“视地方为家乡把群众当家人”的干部。
公开资料显示，袁玉峰曾任河南省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备案审查处副处长，2014-2015年，被选派到登封市君召乡君召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2016年6月，袁玉峰被河南省委组织部任命为鹿邑县委宣传部部长。
“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007）查询发现，2015年10月22日的郑州晚报曾以《视地方为家乡把群众当家人》为题报道袁玉峰驻村期间的历练之路。
文章称，袁玉峰为村民打机井，解决吃水问题，对村小学进行改造，还为贫困家庭子女筹集学费。当村民得知袁玉峰要去党校学习，将他围住，“您在这里为我们办了这么多好事，可千万不能走啊……”
除了驻村期间的疑似公款花费问题，小朱告诉“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007），和袁玉峰共同居住期间，几乎每周都能收到别人送来的茶叶、牛肉和烟酒。还有人多次送来5000元至1万元不等的现金。
她表示，“关于收礼的问题，我已经向组织部门进行了反馈。”
小朱提供的银行转账单据
小朱还告诉“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007），袁玉峰先后向其借款6次，每次通过银行转账都保留了证据，合计305000元。
组织部门：收到举报已介入调查
针对小朱网上实名举报的问题，10月31日上午，“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007）致电鹿邑县委宣传部长袁玉峰求证，显示手机已停机。
小朱告诉“北京时间”，自己实名向河南省、鹿邑县多部门反映袁玉峰问题后，10月29日、30日，鹿邑县委组织部找到她进行了调查。调查人员称，鹿邑县委组织部只负责调查情况，之后会把情况报告给河南省委组织部。
11月1日，“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007）致电鹿邑县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孟姓科长证实，受河南省委组织部委派，确实已介入调查。最终调查情况将上报省委组织部，再做出相关决定。孟科长称，袁玉峰目前没有上班。
据了解，鹿邑县系河南省直管县之一，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处级以上干部的任免和处理，均在省委组织部和省纪委。
北京时间原创 李英强
2016年11月01日 16:11 来源：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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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诚从房地产撤资？ 三年套现近800亿元
- 发表人： 2016/11/1 20:56:52
李嘉诚
刚刚在上海200亿元出售浦东世纪汇广场的李嘉诚再传套现消息，昨日有市场消息称，长实地产此前出售的香港中环中心75%权益已临近最后拍卖，最终将以357亿港元的价格售予中资机构，预计长实最快11月初将公布交易详情。
香港著名财经评论人黄立冲表示，一方面受近期人民币贬值影响，另一方面与李嘉诚下一代受英美文化影响有关。从2013年套现开始以来，李嘉诚已经从房地产领域撤出资金近800亿元。
据了解，今年7月开始，位于香港皇后大道的中环中心75%权益就被传获200亿港元洽购，但长实地产方面当时表示该大厦每年都经常有人问价，并重申“现时并无计划出售”。但此后却多次传出项目售价已由最初的200亿港元升到了300亿港元再进一步到了348亿港元。
9月27日又有市场消息指出，中环中心最新获星洲基金亚腾资产管理（ARA）洽商中，出价高达373亿港元，平均每尺30574港元，且准买家有意购入后再将物业分拆出售。
不过在目前中环中心出售事宜尚未得到长实地产方面的确切消息之时，10月26日，长江实业[0.30%]地产有限公司即宣布，与李嘉诚海外基金会将以200亿元代价出售双方共同持有的上海世纪汇广场全部权益，交易双方已于当日订立买卖协议。长实地产称，董事会认为出售事项能使公司变现在目标集团及物业的投资。
买方是一家为此次收购而特别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将由ARAAsset Management Limited管理。而买方母公司由一间实力雄厚的保险公司持多数股权，有市场消息指出，买家或为中国人寿[0.23% 资金 研报]旗下公司。
如果出售成功，在新一轮房地产调控后的一个月内李嘉诚将套现500亿元左右。
三年前李嘉诚就一直出售手中持有的物业。
2013年10月，李嘉诚将一年前刚刚收购的东方汇经中心OFC出售给交通银行[0.71% 资金 研报]，出售价为90亿港元；2014年8月11日，李嘉诚持股7.84%的新加坡房地产基金亚腾资产出售上海黄浦江西岸虹口区的一幢写字楼：盛邦国际大厦，交易作价约达15.4亿元；2014年4月8日，李泽楷宣布把位于北京三里屯的地标建筑盈科中心出售，售价约57.5亿元；2014年5月29日，李嘉诚旗下的长和投资全部出售已持股多年的长园集团[0.00% 资金 研报]股权，从当年1月起，长和投资就开始了减持行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已经减持了30%的股份；2015年2月，长江实业旗下公司以5.2亿元出售位于香港新界的商业地产物业盈晖荟；2015年6月9日，李嘉诚旗下电能实业[-0.36%]以售价61.4亿元，向卡塔尔投资局旗下全资子公司出售港灯16.53%的股权。
李嘉诚从房地产业撤资路径明显，三年来累计套现近800亿元。
2016年11月01日 19:51 来源：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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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中全会闭幕后王岐山作内部报告，都讲了什么？
- 发表人： 2016/11/1 20:54:24
- 原标题：王岐山作内部报告，这次讲了什么？
在全国上下掀起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热潮的重要时间节点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受邀到全国政协做报告，成为时下热点话题。
小伙伴们都知道。六中全会的主题是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个重要问题。在以往公开的新闻报道中，岐山书记亮相的频率并不算高，但作为推动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关键人物，六中全会后他的行踪定然备受关注。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汇聚了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少数民族、港澳台同胞以及社会各界的代表人物，委员中非中共占多数。因此，在日常工作中，党委政府领导会不定期向政协委员通报重要情况，以帮助政协委员更好地知情明政、高效履职。
而从工作上讲，政协根本任务是汇聚人心、凝聚力量，基本的工作方法是民主协商，这些都体现了统战性的要求。政协组织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就某一问题进行协商议政就是一个统一共识、汇聚力量的过程。政协搭建的议政会、议政性主席会、议政性常委会、协商恳谈会、提案办理协商会等多样化的平台，为共识的凝聚开辟了宽广的渠道。
有了“讲台”，讲什么？请谁来讲？政协的小伙伴们说，议题会侧重于社会热点和政协委员关心的重要话题，其中涉及到经济建设、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的内容较多，因此多能见到政府口领导参加政协的议政、协商活动，比如五中全会后，李克强总理就受邀到政协做报告，重点谈了制定“十三五”规划的问题。张高丽、刘延东、汪洋等几位副总理也都曾受邀前往。
而在每次中央全会后，全国政协也会结合会议主题邀请相关负责人去作报告。三中全会聚焦全面深化改革，会后邀请了刘云山；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会后邀请了孟建柱；五中全会讨论十三五规划，会后邀请了李克强；六中全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后便邀请了王岐山。
长安街知事发现，相对于政府领导而言，此前党委领导到政协作报告的公开报道并不多。但王岐山去政协，不仅公开报道了，还去了两次。上一次2014年8月25日，他出席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并和政协委员互动。
从2008年3月开始，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每次常委会必参加，他印象中中央纪委书记出席这类会议，还是第一次。而且，将反腐败作为主题，还设立现场提问互动也都是“首次”。这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社会各界对中共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工作的关注。
就自己为什么到政协作报告，王岐山2014年去的时候谈到了“由头”：“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政协工作时，提了个建议——政协会议应该有一个谈反腐倡廉的议政话题——得到总书记支持；俞正声主席就邀请我到政协来做这个报告，他说，既然是你提议的，就由您老人家来讲。没辙！就这么着，来了。”
这个“由头”，也充分体现了协商民主的精神。协商民主，贯穿于事前研究，事中决策和事后监督。这里说到的“事”，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事务，更有制度建设。在中共中央重大决策出台前后，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无疑有助于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就那一次的报告，有媒体曾做了详细报道：王岐山的脱稿讲话主要是围绕执行八项规定阐述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治标与治本的关键措施方法，要使党员干部做到不敢、不能、不想贪腐。他说，目前持续的高压态势让人不敢腐，腐败了成本很高，不但“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还把你拎到号子里，鲍鱼海鲜吃腻歪了，那就感受一下牢饭。现在在中央层面、省一级层面，正国级的老虎都打下来了，厅局级的小老虎有的地方连窝端了，不敢腐的高压线正在起作用，而且不会放松。
值得关注的是，王岐山所说的“正国级老虎都打下来了”， 指的是2014年07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对涉嫌严重违纪的周永康立案审查。而就在1个月后，王岐山到政协作报告，正面回应政协委员的关切，也是凝聚共识的一个过程。
正如政协主席俞正声所说：我们对于反腐倡廉工作坚决拥护。有人说，现在这种“每周一星”的情况何时是头呀？说明我们的成绩是前所未有的，我们面临的贪污腐败的形势也是前所未有的——如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等案件。我们再也不能犹豫了！不然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丑陋的现实，必须采取坚决措施，这是唯一的出路。
毫无疑问，六中全会闭幕后，王岐山到政协作报告，重点自然是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他谈了全会的几个重要成果，比如明确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比如《准则》和《条例》这两个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成果等等。其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要把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理念贯彻到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中去，靠严肃政治生活、靠加强党内监督、靠强化责任追究、靠选对人用好人，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实硬。
这句话，很有现实意义，既说明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同时指出了从严治党的工作路径。事实上，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既适用于党内，也适用于党联系的各个群体和阶层。习总今年3月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时就提出，要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在本轮反腐浪潮中，确实也暴露出一些政协委员的违纪违法问题。不论党内党外，也不论体制内外，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都是相通的：内靠自觉，外靠监督。
从大家对岐山书记行踪的关注来看，从严治党的理念正在实现全覆盖，日益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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