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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培杨鑫：13岁少女“当家”4年 爸爸去世 妈妈瘫痪 弟弟年幼
- 发表人： 2016/5/3 19:01:29
- 来源: 凉山城市新报2016-05-03 11:25:00 爸爸不幸去世、妈妈瘫痪，9岁的少女吉培杨鑫撑起了这个家，一撑就是4年。她要做的事情，远远比普通一家三口顶梁柱的事情多得多。看着女儿小小年纪要受这么多苦，妈妈伍史牛内心十分难受，她说：“现在，我成了女儿，她成了妈妈，她照顾我就像她小的时候，我照顾她一样。”目前，妈妈已经可以支撑着上身坐起来，说明一切向着好的方向在发展。
文/图记者 杨庶文
风起了，雨下了，荞叶落了，树叶黄了。春去秋来，吉培杨鑫（以下简称杨鑫）已经长成漂亮的大姑娘；时光流转，瘫痪的妈妈已经可以慢慢坐起身来；岁月沧桑，爸爸不幸去世的伤痛也已经渐渐平复……
杨鑫或许不知道有一首歌叫《阿杰鲁》（不要怕），但是，她每天都要对自己说：不要怕，不要怕……这原本是一个雪上加霜不幸的故事，但是因为时年9岁的杨鑫勇敢地担起这个家，这变成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变成了一个满满正能量的故事。
杨鑫还可以知道一首歌：飞吧，张开你的翅膀，你就像山风一样自由！
9岁少女撑起一个家
女儿成了妈妈，妈妈成了女儿
下午4点左右，杨鑫放学回家。40岁的妈妈伍史牛躺在床上，看着女儿扔下书包，然后就只能听到一连串的声音了：“哗哗哗“，女儿煮上了晚饭；“噔噔噔”，女儿砍好了猪草；“啪啪啪”，女儿把猪食提到了猪圈……
女儿一直在忙碌，而自己却只能无力地瘫在床上，这让妈妈内心的悲伤泛滥成灾。
2012年底，雷波县一车乡一带大雪封山。在踏青村一组的家里，妈妈带着杨鑫姐弟，内心很焦灼，因为他们的爸爸没在家。12月29日，屋子漏水了，妈妈爬上了房顶，结果，踩垮了积雪，狠狠地摔了下来……当时，妈妈的双腿就没了知觉。
亲戚朋友紧急将妈妈送医，到雷波县城，到宜宾，最后到了成都：手术费用需要8万。哪里来这么多钱？妈妈狠下心，回家！最后，亲戚朋友反复劝说：哪怕只好一点，都可以减轻一点对家庭的拖累。妈妈终于听了建议，在宜宾做了手术，费用比在成都节省4万元。
腰椎里面的神经，指挥双腿的行动，妈妈刚好伤到了这里。从此，那个健康能干的妈妈成为过去，有的只是一个身上安着钢板，甚至直不起上半身的妈妈。
妈妈伤了，还有爸爸。但是，仅仅半年后，不幸的事情再次发生，爸爸也永远的走了，“大人们说他溺水了。”
弟弟还那么小，怎么办？怎么办？时年9岁的杨鑫，当然不知道。亲人们也只有小姨有那个条件，时不时过来一下，杨鑫在妈妈和小姨的提点下，开始撑起整个家。
2、3年的时间过去，杨鑫长大了，也熟悉了家中的一切。早晨，早早起床，做饭喂猪，吃完后赶紧带着弟弟去学校；中午，同学们休息的那点时间间隙，跑回家给妈妈热饭菜；下午放学回家，再操持其他的家务。
弟弟小，妈妈“病”，所以杨鑫要做的事情，远远比普通一家三口顶梁柱的事情多得多。
“现在，我成了女儿，她成了妈妈，她照顾我就像她小的时候，我照顾她一样。”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妈妈的内心很快乐，也很难受，但是，她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就连到几步之外的院子里晒晒太阳，也只能靠一双儿女，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抬，折腾许久轮椅才能迈过高高的门槛。
一直是学习委员
奖状是家里唯一的装饰
杨鑫的家，在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位于一车乡乡政府背后。
走上乡政府旁边那条小道，几经曲折，再爬上数个台阶，打开一道狭窄的门，稍大的那间房，既是“客厅”，也是妈妈的“卧室”，大床的对角线处摆着一台小小的电视，床头边摆着一张破旧的沙发，床尾的门打开，通向小小的院子、厨房和猪圈……里面那个10平米左右的房间，是杨鑫的“闺房”，弟弟吉培杨飞有时候和妈妈睡，有时候又混到姐姐的房间去打地铺。
整个家空空落落，四壁的水泥砖没有一点掩盖，墙上唯一的装饰，是杨鑫的4张“三好学生”奖状，小学的前4个学年，她都是“三好学生”。这是整个家最亮的地方。
打理一日三餐，忙着洗衣喂猪，既要监督弟弟写作业，又要给妈妈擦身、洗脚……13岁的杨鑫整天忙得脚不沾地，但是学习一直拔尖。这需要怎样的毅力？
杨鑫最沉重的负担，还不是这些家务和琐事，而是经济上的困难。家里原本只有2亩多土地，流转给其他人耕种，每年只有200斤玉米、20斤大豆的收益。弟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妈妈的恢复也需要钱，亲戚朋友那里还欠着好多好多。
杨鑫出生在雷波县城，虽然以前跟着爸妈辗转流离的生活，但她幸福而快乐。后来，回乡读书，弟弟出生，家里也渐渐安定下来，但是，谁知道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9岁的她就必须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整天忙碌，还要想着一些沉重的事情，但这并不影响杨鑫学习成绩。一直以来，她都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同学们有不懂的问题，都喜欢问她。
“杨鑫懂事，刻苦，有问题自己解决，让我们全体师生都感动不已，疼惜不已。”一车乡中心校校长达宁、班主任吉克古者，是杨鑫最亲近的几个人。杨鑫的很多困难，都是他们家访的时候发现，并帮助解决的。
一车乡政府发现杨鑫一家的特殊情况后，为她们一家解决了低保。现在，杨鑫一家基本就是靠着低保和爱心人士等的帮助，维持着生活。
未来在哪里？
在她们姐弟不屈不挠的成长中
一车乡，是雷波县的贫困乡之一。州、县交通运输局正在这里大力地帮助全乡“精准发力”。
目前，以道路建设为代表的“破瓶颈”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开展，以核桃为代表产业等发展规划，完善并实施中。一车乡正在大步走向未来。
但是，因为土地少，又缺少劳动力，这一切似乎都与杨鑫一家没有多大的关系。她们的未来在哪里？州、县交通运输局和乡政府，几度思量。
杨鑫的故事，正是州交通运输局派驻一车乡的“第一书记”薛明华推荐给记者的。
“扶贫先扶智，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先期确定了5个特殊困难的家庭，将进行重点帮扶。杨鑫正是其中之一，也是最让人感动和疼惜的。”薛明华表示，除了单位和自身力所能及的帮助以外，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为杨鑫等孩子们的未来搭一下手。
杨鑫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但记者说的每句话她都清楚明白，并作出最正确的反应，语言能力、理解能力以及思考能力都十分优秀。最难能可贵的是，苦难的生活磨炼出的成熟与坚毅，在其他13岁女孩儿身上见不到。
6岁的杨飞，非常懂事。这天，一个叔叔给他买了一碗凉粉，他倒进碗里，最先就端到了妈妈的床头，妈妈笑着说不吃后，又拿给姐姐，最后才自己“稀里呼噜”吃起来。看着姐姐洗衣服，杨飞赶紧提了洗衣粉跑过来，二话不说就帮姐姐倒进盆子里，结果一不留神倒多了，姐姐心疼的赶紧抓起来放另一个盆里。
杨鑫一家的未来，还要看妈妈的恢复情况。伍史牛是闯出过大山的人，整体素质相对较高，这一点从杨鑫姐弟的品质也可以印证。目前，她已经可以支撑着上身坐起来，说明一切向着好的方向在发展，但详细的情况还要专业医生才能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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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名上大学案调查反转现在是最终的真相吗
- 发表人： 2016/5/3 18:59:59
- 来源: 新华网2016-05-03 16:34:00 4月29日，河南周口王娜娜被冒名上大学事件调查组再次公布了事件的最新调查结果，13名相关责任人受到了处理，其中3人涉嫌违法线索已移交司法机关。
与前一次公布的调查结果，称由于经办人张莹莹的舅舅王保合已经去世，线索中断，导致谁拿走了王娜娜录取通知书，谁将王娜娜的学籍档案修改成张莹莹的学籍档案这些问题找不到答案不同，这次调查出现“反转”：录取通知书是通过张莹莹表哥王子胜，找当年负责沈丘二高考生通知书的发放和保管的胡筱林帮忙拿走的;而伪造了王娜娜的身份信息和准考证，修改王娜娜的学籍档案，以及伪造带有张莹莹扫描照片、加盖假印章的《考生报名登记表》、《考生体检表》和空白的《河南省高中毕业生登记表》，是由张莹莹父亲张合停和王子胜找一个打字店一手操办的。
这件冒名顶替上大学案，似乎已经“水落石出”，也有舆论称真相还原，惩处分明，结果基本符合公众期待，可是，相比前一次调查的语焉不详，这次调查只交代清楚了录取通知是怎样到王娜娜之手，材料是怎么伪造的，而当地招办、教育部门、招生高校的责任还是不清楚，事件依旧有诸多蹊跷之处:这么简单粗劣的伪造，为何就可以骗过沈丘县高招办，领走王娜娜的高考档案材料?又怎么可以轻易骗过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办好入学手续?按照调查公布的结果，只要拿到一张录取通知书，只需再找一间打字店，伪造准考证、身份证，就可从当地招办领走高考档案材料、再到高校报到、完成学业，冒名上大学如此简单。不需要去派出所改名、改身份信息办一张身份证，也不需要打通关节去找考试部门改准考证信息，只要电脑制作、打印，然后就以假乱真，有关部门就信以为真了。这是造假者高明，还是有关部门太好骗了?
据报道，调查组对调查很“负责任”，还想追查打字店，但“由于时间久远，目前并没有找到当时的这家打字店”。真正负责任的调查，应该是沿着造假线索，去调查为何当地招办看到假准考证、假身份证，也给高考档案?难道招办对假准考证、假身份证没有任何识别?难道这仅仅是工作疏忽、失误，而不是这背后有权钱交易?同样，应该调查周口职业技术学院，是怎样对新生入学材料进行审核的?按照报道所提供的信息，一名学生在路边捡到一张准考证，随便去找一个打字店，花几千元钱编辑、打印出学生的档案，就可轻松到大学报到，这样的招生管理，入学信息审核，岂不是成了儿戏。
考生父母、亲属偷拿其他考生的录取通知书，并伪造准考证、身份证、学生档案，这毫无疑问是违法犯罪行为，可是，给制假一路绿灯，当地招办、招生高校，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其危害性比个体造假更严重。如果不调查清楚招办、招生高校在这起事件中的具体作为，这起事件就难说是真正的水落石出。
笔者在之前的针对这一事件的评论中曾谈到，由于生源困境，我国一些高职院校，在招生时无法招满学生，于是，高校主动做“假大学生”的生意。由中介向落榜学生贩卖放弃录取学生的录取通知书，再由考生自己伪造身份证、准考证，拿着这些假身份信息、档案材料去学校报到，完成这一流程。当地调查组的调查，否定了中介的存在，但是，后面的链条是否存在，这是需要深入调查去挖掘出真相的。
报道中提到了一个细节，张合停问胡筱林有没有一个姓张的女生，不愿意上大学，后来，胡筱林找了找没有这样的姓张的女生，而是给了姓王的女生(即王娜娜)的录取通知书(胡筱林当初认为王娜娜已放弃入学)。这其中蕴含的信息是，在当地，拿放弃入学考生的录取通知书去冒名上大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路径”非常清楚，这显示，这起事件很可能并非个案。要调查清楚这起事件，不能就由当地的有关部门组织调查，其独立性和公信力都让人怀疑，而应该由上一级机构组成独立的调查组进行调查，才能彻查，进而铲除冒名上大学、假大学生屡禁不止的利益链和土壤。(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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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红”污名化当休矣
- 发表人： 2016/5/3 18:59:11
- 来源: 新华网2016-05-03 16:33:00 近日，杭州一位协警出了名，其紧急拦车相关视频刷爆朋友圈同时，美国媒体将这段视频冠以“中国英雄交警”之名，发布在脸书上，让这位协警成“世界网红”。
不知啥时候起，“网红”这个词真红了起来。人们却有意无意地将其作贬义使用。在公众潜意识中，网红指代那些没有真才实学、通过在网上炒作而红得莫名其妙的人。但在我看来，这种把“网红”污名化的倾向并不可取。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现象，用一个刻板印象来指代不同情况、不同特性的所有个体，并不公平。如今，这名英勇的协警成为“世界网红”，正是“网红”的正能量典型。
在我看来，网红主要分两种。其一，是并没有刻意借助互联网，但其本身个性、行为等在网上走红。比如这名协警，无论有没有网络的转发、点赞，他的事迹都足以让他成为社会偶像。其二，则是主动借助互联网走红的人，包括一些时尚博主、视频主播等，papi酱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对这一类“网红”，也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互联网时代会制造出很多新的行业和工作，“网红”也不过是其中之一。跟其它行业一样，有低俗、消极的从业者，也会有带来正能量的从业者，不能一概而论。
“网红”本身不代表对或错，它只是一种现象或一种职业。停止对“网红”的污名化曲解，既是相关从业者应得的公正评价，也能减少一些社会戾气，为“新经济”的成长制造一个宽容环境。(张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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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除违法建筑也要守法
- 发表人： 2016/5/3 18:58:18
- 来源: 新华网2016-05-03 16:32:00 庄 斐
4月30日，海口市有关部门组织拆除违法建筑时，发生执法人员殴打妇孺的现象。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5月1日对该事件做出指示，要求市区领导道歉并看望受伤群众和家人，成立联合调查组对事实进行调查依法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当事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事件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加强对执法队员和联防队员的警示教育。目前，海口市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处置，对7名参与殴打群众的人员进行治安拘留;海口市秀英区政府区长1日晚引咎辞职，另有3人被问责。
全面依法治国，政府部门要带头守法。执法人员代表政府执法，决不能以非法甚至犯罪的手段去制止违法行为或者拆除违法建筑。上述事件中，执法人员殴打群众的行为是对法律的粗暴践踏，也是对公民人格权的严重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我们不允许执法犯法，也不允许执法人员滥用手中的公权力。面对违法事件，采用以暴制暴的处理方式，执法违法不仅有损政府形象，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有可能使事态恶化，激发社会矛盾，给社会治安埋下隐患。
要守法，必须先懂法，执法人员要有法律意识，要对法律有足够敬畏。一些执法犯法乱象的发生，暴露出执法人员法律意识的缺失。培养良好的法律意识，一方面，要经常性地开展法律宣传教育，组织执法人员积极学习，使法律意识真正入脑入行;另一方面，要加大监管和处罚的力度，对违法的执法人员决不姑息迁就，严肃问责。
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容侵犯，公权力对法律的敬畏是我们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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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起 盐边收费站和安宁连接线实行交通管制
- 发表人： 2016/5/3 18:53:21
- 来源：攀枝花新闻网-攀枝花晚报 时间：2016-05-03 16:25:17 今日起至12月31日，西攀高速公路盐边互通改造扩能工程将进行施工。施工期间，盐边收费站和安宁连接线将进行交通管制，其中，盐边收费站关闭进站方向（盐边至西昌方向），车辆需经S310绕行金江收费站；出站方向（西昌至盐边方向）正常通行。攀西高速交警三大队有关负责人提醒，目前，西攀高速公路攀枝花路段有多处正在整修，部分路段封闭变道，不同路段车速也有相应限制，驾驶人应按交通指示牌规定有序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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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病廉价救命药全国性缺货 大批患者无法手术
- 发表人： 2016/5/3 18:52:25
- 来源：中新网 时间：2016-05-03 08:59:30 这个五一节，赵碧珍觉得特别漫长，她患有心脏病，需要开胸更换心脏瓣膜，因为手术必用药鱼精蛋白缺货，她只能在病房里排队等药。她的病友们等不及，已陆续离开，她一直在等待，但不知何时能等来“救心”的药。
鱼精蛋白全国性缺货，今年并非第一次。5年前，也曾经出现过。
低价救命药，越来越高频率出现缺货。有医生分析，这与药品价格低，企业利润薄、无生产积极性有关，甚至有医生猜测，此次可能是药品生产企业涨价的前兆。
无奈的等待
住院半个月等药“救心”
赵碧珍今年44岁，自贡人，去年一次体检中，她被查出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两个心脏瓣膜出了问题，一个需要更换，一个需要修补。4月14日，她入住成都军区总医院心脏外科，等待手术。
医生告诉她，因为缺少名为鱼精蛋白的药，手术没法进行。“我好不容易排到了床位，不愿意轻意放弃。”赵碧珍说，她总以为药应该缺不了多久，说不准过几天就等来了药品。于是，她继续在医院住了下去。半个多月过了，药还是没来，她的心情也越来越差。
据记者了解，像赵碧珍一样等药做手术的病人，不在少数。68岁的高含清的心脏手术也是没药，等待了小半年，手术被取消了。在此期间，其家人还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省人民医院去打听了一圈，希望能借到药。然而，各大医院都说没药可借。
全国性药荒
今年来，已成全国性缺货
华西都市报记者从成都军区总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相关科室了解到，鱼精蛋白缺货已有一段时间，每家医院都只存有少量的药品留给急救病人。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罗勇说，医院只剩下10来支存货，只能留给急重病人，不敢给现在的病人使用。为此，医院有10来个病人处于等药状态。
事实上，今年以来，“鱼精蛋白”缺货已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据媒体公开报道的资料显示，浙江、河南、山东和安徽等地均缺货。
据张近宝介绍，全国每年要做22万例心脏病手术，四川每年有五六千人接受心脏病手术。这个庞大的群体，都是鱼精蛋白的最终使用者。
“对一些病人来说，延迟手术会影响到病情发展。”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心血管外科主任张尔永受访时称。
业内分析
短缺药品售价多年不变
这是厂家涨价的前兆？
为何“鱼精蛋白”会缺货？成都一家三甲医院药剂科负责人介绍，鱼精蛋白在国内有两家企业生产，几十年来维持同一售价，在物价飞涨的今天，企业方面生产药品的经济驱动力大大降低。
华西都市报记者了解到，上海上药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鱼精蛋白，历史上曾有9.1元的供货价；2014年，北京悦康凯悦制药有限公司的供货价格是13元多。
事实上，在5年前，鱼精蛋白就曾出现过大面积缺货，并引起了各界关注。后来，药企加紧生产，缺货情况得到缓解。
时隔5年，这种价格低廉的手术必需药品再度缺货。
有不愿意具名的院方人士说，这次之所以缺货，是因为北京的那家企业生产的药品仅供北京地区使用，不再流通到北京之外的区域。因此，所有供药压力全部压在上海的那家企业。该人士还推测，这可能是药品生产企业涨价的前兆。
4月28日下午，华西都市报记者曾分别致电“鱼精蛋白”的两家生产企业，北京悦康凯悦制药有限公司公开的联系电话一直无法接通；上海上药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的销售部门则反馈，负责人在开会，无法回答相关问题。
问诊药荒
省政协委员：建议给低价紧缺药提供补贴
对于鱼精蛋白5年一次的缺货事件，医疗界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成都一家三甲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认为，鱼精蛋白的缺货与价格低廉企业利润少，缺乏生产积极性有一定的关系。他认为，从根本上解决缺货问题，行政部门应该进一步放开条件，让更多企业参与到这类药品的生产中来，增大供应量。“当然，这涉及到企业生产资质和能力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时间更长。”他说，在此之前，不妨国家适当放开这类药品的价格，增强企业生产这类药品的积极性，先解决目前最紧要的救心问题。
四川省政协委员陈张铭认为，鱼精蛋白的缺货是低价紧缺药的普遍现象与个案的关系。他建议针对低价紧缺药的现状，要发挥药品使用单位和行业协会的作用，他们要积极主动向区域内行政部门（包括卫计委和食药监局）提出建议，指导、扶持敦促低价紧缺药的企业加大生产力度，同时给这类企业提供一些政策的扶持与补贴。当更多企业愿意生产后，再通过行政的杠杆调整，降低它的补贴。华西都市报记者 席秦岭罗琴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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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姜片被“美白”：二氧化硫超标25倍
- 发表人： 2016/5/3 18:50:50
实验人员正在将干姜片粉碎成姜粉，用于实验。
5种干姜片样品，仅2号二氧化硫未超标。
实验结果显示，5种样品中，4种都变成了紫色，说明其中含有二氧化硫。其中最左边为用于对比的空白管。
检测5种干姜片，有4种都是二氧化硫超标，专家建议购买时闻气味观色泽
新京报讯 菜市场转一圈，不难发现一些干制蔬菜“皮肤”尤其白，看起来卖相好，销量也大，但这些高“颜值”干菜不时传出负面消息。不少人表示，常见发白的干姜片，一般都是用二氧化硫漂白过。
除了干姜片，干黄花、大料等食品也被爆出过二氧化硫问题。此前，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布的下架食品名单中，就有干黄花、大料、姜片、银耳、冬瓜丁5种食品上榜，而且全部因为二氧化硫超标，超标最多的达到标准值的18倍。
近日，新京报记者通过菜市场、超市等途径购买了5种干姜片，并将其作为样品送至北京智云达食品安全检测消费者体验中心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5种干姜片样品中，4种样品中的二氧化硫含量都超标，均为3000mg/kg以上，其中一种样品的二氧化硫含量达5208mg/kg。
根据国家强制标准GB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干制蔬菜中的二氧化硫含量不能大于200mg/kg。根据此项国标，本次实验中一款样品检出二氧化硫含量为5208mg/kg，超标25倍。
干姜片多用于烹调和食疗养生中，专家表示，干制蔬菜使用二氧化硫主要是为漂白，并可起到防腐防霉作用。但食用过多含有二氧化硫的食品，会造成呼吸困难、呕吐、腹泻等症状，严重者更有致命危险。
■ 实验
5种干姜片样品中4种二氧化硫超标
实验样品：5种干姜片样品（1至3号样品购自超市，4号和5号样品购自菜市场）
实验地点：北京智云达食品安全检测消费者体验中心
实验目的：检测干姜片中是否含有二氧化硫
实验结果：将5种干姜片打成粉末，分别称取1.25g姜粉，放入提取瓶。经过超声、过滤、加试剂、比色、检测。在比色阶段，样品溶液中加入检测溶液后，如溶液颜色变成紫色，说明其中含有二氧化硫；如溶液颜色不发生变化，说明其中不含二氧化硫。实验结果显示，5个比色管中的样品溶液中，4种都变成紫色，其中3个呈深紫色。
最后的检测结果显示，1-5号干姜片样品中的二氧化硫含量分别是：4420mg/kg、45.7mg/kg、3438.4mg/kg、5208.6mg/kg和4291.5mg/kg。
实验分析：实验技术人员介绍，加试剂后，4个变紫色的样品溶液中3个变深紫色，说明其中3种样品的二氧化硫含量较高。实验过程中，首次使用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仪检测时，部分溶液显示无法检测，原因在于二氧化硫含量过高。因此，又经过再次稀释才把5个样品重新检测，得出实验结果。
根据GB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干制蔬菜中二氧化硫的最大使用量是200mg/kg。根据国标，此次检测的5种干姜片样品中，4种样品中的二氧化硫含量不合格。最高含量为5208.6mg/kg，超标约25倍。
■ 追访
市民 没太留意干制蔬菜颜色
近日，记者走访朝阳区几家菜市场和超市时发现，干姜片等干制蔬菜较为热销。
在朝阳区鼎盛市场，市民王女士说，她经常去买干制木耳、香菇等食物，“主要是存放时间久，吃起来也方便，水一泡就行，也不用担心坏了不新鲜。”同时，她偶尔也会买干姜片，主要用来炖肉、炖汤。
问及是否留意过有些干姜片、干银耳的颜色，王女士表示，之前没太注意，有时看到颜色发白也觉得应该没太大问题。
商贩 干姜片以前就用硫磺熏白
记者在菜市场购买干姜片样品时发现，几家商铺里销售的干姜片多数看起来呈浅黄色偏白，也有一些干姜片是黄色。
问及发白的干姜片是否有添加剂时，多数店主表示其销售的干姜片肯定没问题，颜色不一可能是品种不同。
对于干姜片发白的疑问，鼎盛市场一家干货店铺的店主透露，其实这是很常见的问题，以前在农村就有很多人特意用硫磺来熏干姜片，就是为了让干姜片看着更白、更好看，这都是“老法子”了。
该店主坦言，现在还有很多人用硫磺熏姜片，具体方法她也不太清楚。
■ 释疑
干姜片为什么会有二氧化硫？
干制蔬菜中为何多会有二氧化硫？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干制蔬菜中之所以含有二氧化硫，主要是由于被硫磺熏过的原因，硫磺燃烧熏蒸后就会产生二氧化硫，最后残留在食材中。
例如，没熏过的姜不好保存，会生虫、发霉。所以用做药材和调味品的干姜，不少都是硫磺熏过的。
她介绍，根据国家规定，一般带壳类的干果是允许硫磺熏蒸的；不带壳的食物、蔬菜一般不允许使用硫磺，允许使用的情况也严格规定了残留限量值。
记者查询了解到，二氧化硫被称为食物的化妆品性添加剂，它具有漂白、防腐、抗氧化功能，作为食品添加剂允许合理使用，但残留在食物中的二氧化硫不能超标。
二氧化硫对人体健康有何危害？
朱毅表示，长期低剂量接触二氧化硫，对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可能造成呼吸道系统损伤，比如鼻炎、咽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气肿等。但如食物中的二氧化硫残留不超标，对人体影响也不大。
公开资料显示，二氧化硫残留过量，不仅破坏维生素B1，还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同时还会对人的胃肠有刺激作用。食用二氧化硫超标食物后，会出现头晕、呕吐、恶心、腹泻、全身乏力等症状。
是否可用其他方法代替二氧化硫？
是否可用其他方法代替二氧化硫？朱毅表示，用硫磺熏蒸方法让食物变“白”是成本最低、效果较好的一种方法，因此一直沿用至今，很难去禁止。当然除了硫磺，还有其他办法。例如收用食材、药材的标准较高，也可做“无硫”处理，如通风、干燥等储藏条件都较好，也不需要硫磺处理。目前，很多出口药材都是无硫的。
朱毅介绍，事实上，冷冻干燥、微波干燥、红外处理等方法，也可起到存储、干燥、防虫防霉的作用。但这些对技术有更高要求，需要技术的指导和科普宣传。
如何辨别含二氧化硫的食物？
在本次检测样品中，只有明显偏黄的2号干姜没有超标。朱毅也建议，首先是闻气味，有明显刺鼻气味的干菜类产品，含有二氧化硫的几率较高，最好不要购买。其次是观察产品的色泽是否异常，如果有明显发白，且白得整齐划一，也可要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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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四名厅官被提起公诉 涉成都市委原常委敬刚等
- 发表人： 2016/5/3 16:28:46
- 四川日报 [微博] 2016-05-03 15:34 5月3日，最高检官网权威发布，四川检察机关依法对四川省成都市委原常委、高新区(微博)党工委原书记敬刚(副厅级)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对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黄顺福(正厅级)涉嫌受贿、内幕交易案提起公诉；对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原党组成 员、土地储备中心原主任张康林(副厅级)涉嫌受贿、介绍贿赂案提起公诉；对四川省成都市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俊(副厅级)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具体如下：
四川检察机关依法对敬刚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提起公诉
日前，四川省成都市委原常委、高新区党工委原书记敬刚(副厅级)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犯罪一案，经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微博)指定管辖，由巴中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敬刚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询问了被告人敬刚，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巴中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敬刚利用担任成 都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土地出让、款项拨付、项目手续办理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 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敬刚滥用职权，违法安排他人以会务、接待费名义报销并致使财政资金重大损失，依法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川检察机关依法对黄顺福涉嫌受贿、内幕交易案提起公诉
日前，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黄顺福(正厅级)涉嫌受贿、内幕交易犯罪一案，经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达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黄顺福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询问了被告人黄顺福，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达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顺福在担 任雅安(微博)地区地委副书记兼雅安纸浆厂建设工程指挥长、南充(微博)市委书记、川投集团董事长、川投能源董事长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保险业务招标、工程项 目招标、职务升迁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黄顺福作为川投能源证券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内幕信 息敏感期内，指使他人违法买卖股票，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内幕交易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川检察机关依法对张康林涉嫌受贿、介绍贿赂案提起公诉
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原党组成员、土地储备中心原主任张康林(副厅级)涉嫌受贿、介绍贿赂犯罪一案，经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德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张康林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询问了被告人张康林，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德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康林利用 担任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党组成员、土地储备中心主任兼温江区国土资源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在房产项目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及房产项目开发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 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康林介绍他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介绍贿赂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川检察机关依法对张俊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日前，四川省成都市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俊(副厅级)涉嫌受贿犯罪一案，经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德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张俊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询问了被告人张俊，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德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俊利用其担任 成都市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工程承揽、工程借款、绩效考核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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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游医黑幕："谋财害命"起家 威胁炸报社大楼
- 发表人： 2016/5/3 15:58:59
- 瞭望智库2016-05-03 10:42 这个五一假期，互联网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是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和众多网友为他追索公道。21岁的魏则西因罹患罕见病“滑膜肉瘤”最终不治离世，然而他生前辗转多舛的求医经历通过多篇网文持续发酵、引发同情。魏则西曾经在知乎上控诉人性之恶，因“竞价排名”而备受诟病的百度搜索和百度推广为此遭到网友集体声讨。
而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资质不全、虚假宣传、借助百度推广的事实，让网友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词：莆田游医。关于莆田游医，你百度（我们很难脱离百度）一下就会发现，早在10年前已经有媒体深入揭露：《福建莆田游医黑幕：掌控80%中国民营医院》（原文标题：谁在掌控中国民营医院）。最为可悲的是，这些10年前的报道，今天读来依然生动、有用。
因为这些报道揭批的问题依然存在且越演愈烈，这些报道期待的解决之道依然没有答案，这些报道担心的后果却陆续残忍地出现。是的，你没看错，这些报道来自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这也是迄今为止对莆田游医问题揭批最深入、传播最广泛、影响最久远的一组报道。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0年来，莆田游医不断壮大、越漂越白，陆续占领各大医院，甚至成为医界新军；而本文两位作者却先后惜别新闻职业，一位做了出版社编辑，另一位则归隐山林，养猪为生。
或许，双方的进退并无逻辑关联，但却无情地说明了一个问题：资本的力量是多么强大，记者的呐喊是多么无力。所以，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温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这些报道，深入了解莆田游医，深刻认识医疗问题，深切呼吁尊重生命，深度反思医疗生意。因为，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莆田游医和百度搜索，还有监管部门和医疗行业。
第一篇
《谁在掌控中国民营医院》
文︱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李蔚
本文摘编自《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46期（2006年11月16日出版）
2006年10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1000强镇统计名单成为许多论坛上的热门话题。当昆山玉门、东莞虎门和萧山宁围的网友们为哪里最富而争论不休时，一些福建莆田人对这个榜单颇为不屑：如果把真实财富亮出来，哪个镇能超过我们秀屿区的东庄镇？对很多人来说，莆田东庄无疑是个陌生的地名。但两组数据可以凸显东庄镇的优势：全国至少80%以上的民营医院是东庄人创办的；莆田秀屿区在全国各省市从事医疗行业的企业共有1万家(东庄镇占93%)，资产总数达360亿元，年营业额3050亿元，员工总数63万人；在外医药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500家(东庄镇占80%)，资产总数25亿元，年营业额50亿元，员工总数5万人。也就是说，东庄镇人所办的民营医院及相关企业创造的产值，超过了中国中西部个别省的生产总值。
1998年，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对当时猖獗一时的性病游医展开过长时间的调查。他发现，当时中国多数治性病的游医们来自同一个地方：莆田东庄镇。1999年7月，国内多家媒体都曾报道过莆田东庄镇，当地的富裕和外出游医的猖獗令人震惊。而这些性病游医们表现出的强势更令人震惊：除了寄匿名信威胁和嘲笑媒体之外，甚至公开扬言要“炸毁报社大楼”。1998年底，卫生部纠风办曾专门向各省、市、自治区发文，通报这些人的劣迹。但让王海和媒体同行们没有想到的是，短短数年之后，昔日性病游医不但没有因为曝光而利益受损，反而已掌管了中国大多数民营医院。
东庄人的“能耐”为何如此之大？ 闷声大发财的东庄老板们 外地人初到莆田东庄镇，几乎都会被东庄镇的豪宅所震惊。摩的司机林金春是莆田人，长年在秀屿与莆田之间往返，他总结的一个规律是：从莆田市区到秀屿东庄，进入秀屿境内后，越接近东庄镇，豪宅就越多，进了东庄之后，则是遍地豪宅。沿莆田至秀屿港的高速公路前行，经过一段海堤之后，就进入了东庄地界。许多高五六层，四五个开间，装修十分考究的豪宅横陈在公路两边，其中不少还没有竣工。从仍在施工的住宅中可以看出，东庄人造房子不像其他农村地区以砖混结构为主，而是普遍用更加牢固、但成本更高的水泥框架结构。林金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里的好房子，绝大多数都是到外面去包医院的人建的。许多房子的面积超过了1000平方米，有40个以上的房间，造价要数百万元。有人为了老人行动方便，还在家里装了电梯。”但也有人对此说法不屑一顾，一位东庄林姓但不愿意透露全名的老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造房子的钱对这些老板来说算得了什么？过年的时候你才能看出他们到底有多富！”说这话的老人家的房子不到500平米、只有四层，很显然被比了下去。但是，这些豪宅几乎没有人住。事实上，走过几条街道，除了妇幼老人之外，很难找到壮年男子。林姓老人告诉记者，“有点力气的、能走得动的壮年男人几乎都出去搞医院了，要么自己办，要么帮亲戚干事。”本刊记者追问，去搞医院难道不需要一定的医学知识吗？老人笑道，“请医生看病就是了，要什么文化？有人连自己名字都写得很勉强，还开了10来个门诊部呢！”在老人的概念里，医疗机构无论大小，他一律称之为门诊部。但最让外地人震惊东庄之富的，还是东庄人过春节时的盛况。届时，东庄在全国各地办医院、承包诊所的老板都衣锦还乡，利用这段时间亲友聚会，或同行之间总结经验、招聘人员、结识新生意伙伴等等。
那时候，全国数以百计的医疗器械厂家和药厂都会蜂拥而至莆田东庄。民营医院界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是，医疗器械企业，四个地方的展销活动是一定要去的，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莆田秀屿。春节前后的东庄镇，最吸引眼球的还有名车靓女。医疗富豪们带着数以百计各种款式的名车，回到东庄，开着车互相串门。
一个最夸张的案例是，“东庄一个望族在‘领头羊’家里聚会，家门口停着九辆宝马奔驰以上的名车。”一位了解内情的同行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少数暴富的民营医院老板们在春节期间，会带着原配夫人、秘书或“二奶”拜见父母双亲，“春节时，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和大老婆、两个小老婆凑成一桌打麻将，倒也其乐融融。”一位给莆田人办的民营医院做广告策划的网友这样透露。事实上，东庄人的富裕并非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地就已四五层高楼林立，而奔驰之类的名车，在当时的东庄也已不罕见了。
许多致富神话流传开来。有人告诉本刊记者，东庄拥有10亿资产以上的有好几家，亿万富翁则更多。但是东庄的游医“鼻祖”、“精神领袖”陈德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实际上东庄10亿元以上资产的老板，在我看来是没有的，家产超过5亿的也很难找，但是资产上亿的确实有不少。” 东庄游医“鼻祖”陈德良 东庄镇的富裕只是最近20年的事情。
在改革开放前，东庄一直是莆田地区贫穷的代名词。在莆田，东庄另一个名称是“界外地”，这个名称的意思是“不在官方统计之内”，这里的老百姓穷得连税都不用交。为了度过每年的几个月饥荒，当地渔民就用海产品如牡蛎之类的，换地瓜渣吃。林金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东庄之所以如此贫穷，和当地人多地少有关系，因为靠海，东庄的许多耕地盐碱化，农作物产量不高；另外，因为距离渠道较远，农作物经常缺水。”这个缺水、少地、土地盐碱化的滨海小镇， 镇民们一直为生计而奔波。
乡村医生陈德良的一张偏方，彻底改变了东庄人的命运。陈德良何许人也？
一位民营医院老板赠给陈德良的诗是这样归纳的：“刀枪棍棒出名声，琴棋书画弄寸光。胸怀大志凌霄汉，身居小阁好望山。十万弟子闯天下，一代宗师数德良。”这首诗裱好挂在陈德良自家的饭店里。陈德良的权威在东庄镇显而易见。东庄镇在外面办医院的老板们，包括詹国团、詹玉鹏这样的大鳄，只要有让他觉得不对的地方，他都可以训斥一番。尽管他总是谦称“你们是大老板”。
有人这样评价陈德良在东庄的地位：达摩之于少林寺。莆田的民营医院老板一直以行事低调著称，本刊记者通过各种途径，都没有一个医院老板愿意以真实身份公开接受采访。但是，外人眼中神秘莫测的游医鼻祖陈德良，却坦率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对许多敏感问题也不回避。陈德良1950年12月出生在莆田东庄镇，在五兄弟中排行老二。和当初的许多性病游医比起来，陈德良还是有医学基础知识的。陈的祖父是当地中医，陈德良年少时就看过一些中医方面的书籍。
“文化大革命”后，不到20岁的陈德良，在当地当起了“土医生”。改革开放后，为贫穷所困扰、急着寻找出路的陈德良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会，凭着仅有的那点医疗知识，他走出东庄这个海滨小镇，到全国各地闯荡。上世纪80年代初，陈德良在广东拜师学艺期间，师父把一个治疗皮肤病的祖传秘方交给他，陈德良用这一秘方为不少皮肤病人治好了病，他一下子成了人们口口相传的“名医”。
后来东庄的乡亲们发现，陈德良一天赚的钱比他们一个月赚的还要多。“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人们的卫生条件太差，卫生知识又不多，那个时候得疥疮的人非常多，许多人到医院治疗后又复发，但用了我的药水后很快就好了，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名声也大起来了。”陈德良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德良赚了大钱之后，并没有忘记他的穷乡亲和亲戚们，许多人前来拜师，他收了八个徒弟，基本上都与陈德良沾亲带故，其中之一就有詹国团。 性病游医走遍天下 从此以后，治疗皮肤病的秘方就不再属于他一个人了，八个徒弟各自又收了徒弟，皮肤病秘方就在东庄镇迅速而广泛地传开了。贫穷的东庄人终于找到了致富捷径。
陈德良始终认为，即使是当初东庄人开始行医时，他们也并不是像外人说的那样一点不懂。“当时莆田卫生协会曾办了个函授班，我的徒弟们都拿到课本之后还要考试，通过考试之后，莆田卫生协会会发给一本证书。”但是，经过几年行医之后，东庄人发现，医疗界的另一新兴领域---性病市场越来越大，转做性病行业更加赚钱。
陈德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到了1990年前后，当时社会上卖淫女之类的开始多起来，性病市场前景很好，当时的国有医院很少有人愿意去治这个病，也不敢打广告，国家有这个漏洞，老板们就投机倒把搞进去了，说实话，当时确实有些乱收费的现象。”陈德良笑着坦率地说。陈德良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民营经济，许多行业都存在不规范的现象，所以有些乱也可以理解。
到了1998年，福建莆田的游医们开始具备全国范围的“影响力”。王海和许多媒体针对莆田游医而调查出来的实情，并没有陈德良对本刊记者说的那么简单。当时的许多报道给莆田性病游医归结出以下几条：他们敢把没病的人说成有病；敢把一个疗程的病治上10个疗程；敢把十几元一瓶的药卖到200多元。无论是王海还是一些记者，常常亲身体验式暗访，原本十分健康的打假人或记者常常会被检查出性病。
1998年和1999年，是全国媒体和公众对莆田性病游医最为关注的年份。1999年5月24日，太原《都市生活》周刊派出大批记者，对性病诊所集中的近十条街道进行了拉网调查，共统计到专治和兼治性病的大小诊所214家，其中，仅在火车站附近就有28家，服装城附近的双塔北路一条不足300米的巷子就有九家。加上全市的街巷，估计性病诊所至少在400家以上。性病诊所超过了米铺。
1999年5月14日，按照广告上刊登的地址，两位健康的记者来到山西机床厂医院暗访。一个穿白大褂的“大夫”用放大镜看了看“患处”，一脸严肃地问同行的另一个记者：“有没有乱搞男女关系？”然后在诊断书上写着：念珠菌龟头炎，要赶紧治疗。接着，两名记者走进太原市康复医院，被一个老“大夫”诊断为“急性淋病”，并让女护士注射220元一针的“进口药”，记者再三推脱，最后被迫买了一盒价值65元的“特克淋梅”。该药被太原市药检所判定为三无假药。在山西省皮肤病性病防治所，“大夫”又诊断记者患了“非淋菌性尿道炎”，“可能引起不育”。他说，治好这个病最少要半个月，要花几千元。1999年6月1日，《都市生活》推出揭露性病诊所黑幕的第一篇报道后，便不断接到威胁电话。
据当时的《都市生活》报道，6月2日上午，一名操南方口音、自称为私人诊所老板的男子找上门来，要记者“不要继续乱说，否则，小心哪天突然少了一只胳膊、一条腿。”随着报道的进一步深入，这家媒体的记者接连遭到跟踪、抢劫和电话威胁，一个声音嘶哑的男子在电话中说：“我要炸掉你们的大楼！”6月8日，《都市生活》毫不退缩，刊出报社大楼的大幅彩色照片，并标出所在的详细位置。明目张胆的威胁引起了全国新闻同行的震惊。后来证实这些游医就来自莆田。
1999年7月9日，《南方周末》也刊发了莆田性病游医的详细报道，记者寿蓓蓓如今仍对当时采访中的一些细节记忆犹新，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一位卫生系统官员曾颇为愤怒地拿出一份文件，说卫生部纠风办曾针对莆田游医集团专门发文，措辞严厉：“福建省莆田市农民游医占国团(即为詹国团)、陈金秀诈骗团伙在全国各地以金钱铺路，承包经营国有、集体医疗卫生机构开办的性病、泌尿专科门诊，甚至承包整个医院或皮肤性病研究所，大肆进行诈骗钱财、坑害患者的非法活动，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严重损害了国有、集体医疗卫生机构的声誉。” 莆田詹氏的医药帝国 政府主管部门严辞通报，全国多家媒体曝光报道、民间打假人明查暗访，在1999年，许多人都以为，东庄的性病游医们估计要远离医院了。但事实恰恰相反。
之后的几年，中国的民营医院大部分掌控在了东庄人手中。七年之后的今天，东庄人不但没有从中国医疗领域销声匿迹，反而低调加速扩张。莆田的《湄洲日报》报道说，东庄镇有2.1万外出人口，在全国100多个大中城市从事医疗行业，经营医院200多家。据估算，全国现有上规模的民营医院约80%为东庄人所有，固定资产300多亿元，行业年创利润13亿元。曾被王海、媒体乃至卫生部纠风办调查、曝光乃至通报的詹国团，这位陈德良的开山弟子，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是东庄做得最为成功、但也被曝光最多的游医。
一份名为《1998，王海杀进性病市场》的材料中称，当时以詹国团为首，詹国营、詹玉鹏、詹国连、林宗金等为骨干的莆田游医集团，是莆田游医的中坚力量。陈德良对这一说法作了澄清，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实际上詹国团和詹国营、詹玉鹏、林宗金他们并非是传说中的师徒关系，只是同为一家公司的股东，只是股份的大小不一样而已。”陈德良还说，“詹玉鹏论辈分比我还大，我得叫他叔公，尽管他年龄比我小，他曾经在三明的一个国有企业上班。林宗金，还有詹国团的几个弟弟詹国连、詹国营等，我都亲自带过他们。”只要了解中国民营医院现状的人都会明白，为什么陈德良要对詹国团、詹玉鹏、林宗金等人的身份强调得如此清楚。
因为这几个曾从同一个公司出来的掌门人和骨干们，目前连同他们的嫡系，已经成为中国民营医疗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而他们三人都把上海作为重要根据地。詹国团在上海注册成立了上海中屿投资集团，根据上海市工商局的工商资料，该企业仅注册资金就达一亿元人民币，詹国团、詹国连和詹国营都是股东，詹国团相对控股。这家公司拥有至少18家民营医院和托管医院，28个法人实体。
詹国团还在新加坡注册成立了新加坡中屿国际医院管理集团，在许多场合，中屿系经常以新加坡外商身份出现。詹玉鹏创办了新加坡中骏医院管理投资集团，据称此人已入新加坡国籍。该企业在无锡、济南等地投资办医疗机构时，当地媒体都冠以“外资”招牌。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詹玉鹏也经常在上海，他是上海市福建商会会员。中骏至少拥有17家法人实体，至少有14家民营医院，在国内，冠以玛利亚女子医院的，多数是詹玉鹏的嫡系部队。林宗金也早已自立门户。他创办了上海澳信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时也在新加坡注册了公司，名为新加坡澳信医院投资管理集团，有一种说法，澳信和中屿、中骏等交叉持股。
根据公开资料，澳信系下至少有15家民营医院。詹万龙的上海长江医院因为频频被媒体曝光，是上海最有“知名度”的民营医院之一。根据莆田相关人士透露，詹万龙和詹国团他们走得较近，但他们是否有血缘关系尚不能确定。“现在东庄人办的民营医院绝大多数是很正规的，”陈德良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反复强调这句话。詹国团们不但在上海注册了实力雄厚的股份公司，有的还按上了外资的外衣，似乎莆田游医们普遍已“改邪归正”。 他们在外面做事情有多难啊！
11月初，许多莆田系的民营医院投资者们感到了一丝寒意，不是因为冷空气，而是来自浙江杭州的一则消息。11月2日上午，杭州华夏医院虚假广告案中的两名直接责任人杨国坤、杨文秀被江干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并正式执行逮捕，二人均涉嫌虚假广告罪。以此罪名批捕犯罪嫌疑人在全国尚属首例。杨国坤和杨文秀都是福建莆田人。“这次动真格的了”、“终于开始了”。许多莆田系民营医院从业者对华夏医院一案如此感慨。
事实上，无论是1998年王海打假、1999年媒体揭性病游医黑幕，还是前不久上海长江医院的送子神话被曝光，莆田系的民营医院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可能会在医疗纠纷中输掉官司，但不管虚假广告如何夸大医疗效果、无良医生如何忽悠患者，几乎很少有人因此而招来牢狱之灾。特殊利益集团概念提出后，就有专家和业内人士讨论：医疗领域是否也有特殊利益集团。经济学家郎咸平的答案斩钉截铁：当然有。对许多莆田人来说，秀屿东庄的民营医院老板们无疑是致富神话，莆田人的骄傲。“头脑灵活，敢作敢为。”这是许多莆田人对东庄的民营医院老板们的评价。面对在外做得越来越成功的民营医院老板们，莆田地方政府也把他们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对象，突破口是医疗器械业。
11月1日下午，莆田市举行药品医疗器械行业恳谈会。莆田副市长张丽冰在会上强调：莆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品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已将医药产业重点列入湄洲湾港口城市建设的规划当中。在秀屿，一个医疗器械工业园正在筹备建设之中，准备作为容纳返乡医疗器械投资者的场所。有东庄民营医院从业者盛赞莆田市委市政府这些举措，认定这是“英雄莫问出处”的实践。《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通过秀屿区宣传部门、莆田市宣传部门试图采访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但都被以没空为由拒绝了。其中，莆田市委宣传部一位张姓科长接到本刊记者电话时，他还彬彬有礼。但当记者说出“到莆田采访有关民营医院”，没等记者把话说完，张科长就显得很不耐烦，连说，“没空。我们都在开会，没空，人都不在。”记者又两次直接和秀屿区新任区委书记陈志强联系采访，但其手机都无人接听。当地党委、政府对莆田系民营医院很少公开发表意见。
秀屿区前区委书记李辉龙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曾表示“民营医院无疑是必要的，关键是政府如何鼓励、扶持、规范。政府不扶持，他们就可能要倒掉。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做事情有多难啊！办一个医院，要顺顺当当拿到营业执照谈何容易？他们真的很脆弱，可以说是弱势群体。关键是社会不要歧视他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习惯思维，一提到民营企业就认为是生产假货的，一提到民营医院就认为是骗人的。现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向民间资本放开了，为什么民资就不能介入医疗行业？” 郎咸平的愤怒 和莆田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理解“办民营医院的难处”相比，陈晓兰、郎咸平们似乎就没那么宽容了。郎咸平介绍了他们关注莆田系民营医院的前后经过。事情起源于2005年年终。当时，《财经郎闲评》节目组不断接到患者对民营医院的投诉电话，控诉医院“没病说成有病，小病说成大病”的恶形恶状。郎咸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那些医院里面，所谓的性病，只有5%是真的，95%都是假的。”他们甚至会在上海市的公共厕所内喷上生漆---“然后你下部会痒，去看病，随便就说你有性病，花两三万再放你出来。”郎咸平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上海女医生陈晓兰，9年里一直与假冒伪劣医疗器械作斗争，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韩正曾在一次卫生会议上，用三分之一时间讲陈晓兰的事迹。而上海打假医生陈晓兰主张，应对违规操作的部分莆田系民营医疗机构要采取重典治乱：“我现在反映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认可，但当事人没有一个被查处过。要打的话，就要休克疗法。”陈晓兰认为，“目前许多造假者和骗子们之所以有恃无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处罚过轻。目前医院使用无效的或者假冒伪劣的医疗器械，或者说民营医院欺骗患者，引起医疗事故，这些最多都只能算医疗纠纷，要么是行政处罚，要么是民事赔偿。实际上，在我看来，许多医院没病当有病看，小病当大病看，实际就是犯罪行为，犯罪的四要素都具备了。应该作为犯罪处理。但卫生监管部门一查，却只得出个过度医疗的结论。”
今年1月份，沪上热播栏目---“财经郎闲评”曾播出一期关于福建莆田人詹国团兴办民营医院的节目，但开播当晚便遭停禁，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该栏目停播。“他们搞定了多方官员，这是继厦门远华案后最大的腐败案。”“郎监管”一脸严峻。天花乱坠的广告，不规范的医疗行为，民营医院的“信任危机”已显得积重难返。除了自办医院，不少民营医院经营者还将目光投向了公立医院，采取变相的买断、联营方式经营。相关资料显示，目前，一个投资者要建立营利性医疗机构，三年之后要交33%的增值税、5.5%的营业税，如果能“寄生”在公立医疗机构内，税款就可以逃避。“大家矛头都指向它，总体来说并非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发展，基本模式较类似。”曾长期从事医疗领域报道的电台记者丁女士表示。另一方面，民营医院从业者本身却常自称“弱势群体”。缺乏国家政策扶持、税收偏高、医保门槛等都是投资者的“心头之痛”。出于多方面考虑，好医生往往不愿意去民营医院任职。广东韶关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妇科肿瘤专家就曾数次被邀去民营医院担任要职，但她对于这些机会均婉言谢绝。理由是在民营医院工作，个人需要承担很大风险，且风险与收入不成正比。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中小投资者与以詹氏为代表的家族投资者，在民营医疗领域的命运大不相同。那些自觉无助的往往是中小投资者。对他们而言，民营医院的经营正变得日益艰难。在莆田，一名出租车司机告诉本刊记者：这两年投资医院亏损的人也很多。而当地一名姓郑的小伙子表示：家族投资者已在该领域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比如与电视台达成协议，只许播出他们旗下医院的广告。他两年前就曾与人合资，双方各出资50万元左右去江西开办医院，但是因为无法与庞大的家族投资体系抗衡，他亏损了三四十万元，最终黯然退出。除了参办医院，詹国团们还将触角伸向了上游的医疗器械、医药物流等产业，大有将整个产业链的利润揽入囊中的态势。对此，陈晓兰医生说：“这太恐怖了。”中国的民营医院至今日已走过了约20年的历程，“郎监管”并不看好詹国团们的前景。“如果这些莆田人真的开始规范经营，您觉得能洗清原罪吗？”本刊记者问。“这个假设性太强，我不想对他们提任何建议，就事论事。”郎咸平表示：“我们都是没有权力的人，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呼吁，让有权力的人来介入。”
第二篇
《谁在掌控中国民营医院》
文︱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李蔚
本文摘编自《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46期（2006年11月16日出版）
“没病当有病治，小病当大病治，到处打广告，莆田人操作民营医院的一些‘戏法’，把中国民营医院的名声败坏了。”10月29日晚，台州博爱医院院长孙捷急匆匆地从温州赶回台州，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他语出惊人。台州博爱医院因为“博爱”两字，常常被误认为是莆田系医院，孙捷每次都要反复解释才能让对方明白，他的医院和莆田人一点关系没有。和许多民营医院老板喜欢闷声大发财不同的是，孙捷对许多敏感问题毫不回避。他认为，相当一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没有彻底摆脱以前性病游医致富的思路。
作为已有10年管理民营医院经验的资深业内人士，他自称对一些莆田系民营医院的“戏法”了如指掌。上海女医生陈晓兰，坚持九年打击无良医疗器械，历经坎坷，近年曾被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媒体广泛报道。上海市长韩正在2006年4月的一次社区卫生工作会议上，曾用三分之一时间讲陈晓兰的事迹。陈晓兰参与了暗访长江医院，并调查出长江医院使用的“医疗器械”的暴利内幕，加上长江医院的“怀孕妇女被确诊先天性不孕症”等丑闻被曝光，但该院受到的处罚却十分轻微。
以中国打假第一人成名的王海，1998年曾对莆田系性病游医作过长时间调查。王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近期可能对民营医院再次展开类似行动。”他还认为，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赚钱的手法，和以前他们当性病游医时变化不大。“和许多行业的资本原始积累一样，东庄的医疗行业起步时也是灰色的、黑色的，甚至是血淋淋的，但完成原始积累之后，他们就立即走上正轨。”东庄人经常这样解释家乡民营医院业的发展历程。 莆田医院三步曲 孙捷对部分莆田系办的民营医院有长时间关注。
他把有些莆田人的办院行为归纳为三步曲。“第一步，医院房子是租的，设备是租的，医生是临时聘用的，他们这么做，这部分成本就很低。”孙捷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第二步曲，就是大量做广告，然后造一些假信息，比如把主治医师说成是北京什么大医院的教授、专家等，他们看的病，基本上是不孕不育、性病、皮肤病等。”孙捷认为，莆田系民营医院的广告成本很高。“ 第三步，就要分两种情况，如果医院牌子做响了，就立住脚扩大经营，如果办砸了，就再换个地方搞。”在职业打假人王海看来，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的手法和以前的性病游医时期的赚钱理念是相通的，他向本刊记者介绍：“现在民营医院骗钱的办法有这么几种，首先，没病说你有病，甭管你有病没病，先用各种医疗器械检查一番，光检查就可以产生很多费用。”“小病说成大病，能一个礼拜治好的病，非要拖到一个月，直到你身边带的看病钱花光为止。”“可以用20块钱一盒的药的时候，给你用200元一盒的药。多数民营医院是营利性医院，药价自定。”
事实上，孙捷和王海们讲的一些莆田系民营医院的手法，在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流传的员工阅读或培训资料上，就可以看出端倪。本刊记者通过某种途径拿到了一份名为《医院电话接诊技巧》(以乙肝为例)的文本，该接诊技巧旨在完成一个任务：就是让接线生接到电话后，把咨询者拉到医院来。该文本应用了大量“心理学战术”，比如，“必要时可以炫耀一下医生，有时患者会冲着医生的名望而来，尤其是农村的。”“必要时吓唬患者，尤其是很在意自己的健康的人，睡觉、做饭、或干其他事情都小心谨慎的患者。”
如果说对接线生的培训还有些含蓄的话，一份旨在激发“医生销售潜能”的《医生销售技巧10法》的资料，则更为露骨。该资料开门见山地指出，“如果不去判断病人的支付能力，不灵活运用销售技巧，只一味追求营业额，无异于‘杀鸡取卵’。好的销售技巧是让顾客从被动付钱到主动付钱，好的销售技巧是平衡顾客满意度和经济效益的方法。
销售技巧是在对病人的支付能力有一个大概判断后，循序渐进，逐渐加压的方法。”医生要具备算账技巧：“当病人表现出对价格有疑虑，或对治疗比较迟疑时，医生就可用算账技巧。对于算账技巧，医护人员要注意主动使用，不要只在病人说出‘这么贵’才用。以凝固刀手术为例：‘虽然凝固刀手术费用是2500元，但手术后不需要耽误工作，不需要特别的营养护理，还不用冒手术风险，实际上要便宜多了。’‘这个药其实只比普通的药贵几十块钱，但疗效好得多，少请一天假都不止几十块钱了！’ ”医生给病人开处方，不是根据病人病情实际需要，而是要根据病人的心理状态。资料称，“给病人开处方时，试探病人的反应，逐渐增加治疗方法和药品。例如：‘这个药给你多开两天，好不好？免得你再跑’。或者在病人整个治疗过程中，在复诊里逐渐增加压力，增加营业额。”
医生要在病人面前树立权威，还要学会“吓唬”病人。“在病人的心理中，病例的说服力很强，而且病人一般对自己的疾病比较紧张，担心自己的病太严重，当他听到其他人的病更重都能很快治好，病人治病的愿望、冲动以及对医生的信任感都会增强。案例对比法医生、护士都常用。当某些病人满不在乎想治不想治的时候，医生也可使用案例对比法来‘吓唬’一下病人。例如：‘上次有个病人，输液两天后，确定病情好转了许多，我告诉他要把七天的液输完，把感染彻底治愈比较好。结果他没听，一个星期后，感染又复发了，花的钱更多。’” 公开收购医疗机构执照 由于莆田系民营医院大军不断扩张，在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执照也成为稀缺资源。尽管部分东庄人违规申请医疗机构执照早已不是秘密，但本刊记者发现，还有人竟然公开收购医疗机构执照。本刊记者在莆田当地的一个网络论坛上，发现自称叫“陈经理”、“陈春高”的人，在论坛“长期求购、租赁、合作开发深圳、东莞、惠州(市区及县填村)医疗卫生所、门诊部、医院、医疗机构营业执照”。
11月1日，记者在莆田以“广东卫生系统人士”的身份与陈经理联系，当陈经理颇为警惕地问记者是不是秀屿老乡之类的问题后，很快就转入正题。陈经理说，他在河南，但东莞等地有朋友要医疗机构执照，可以租赁，也可以一次性买断。经过一番交涉后，陈经理终于说出了他能接受的价格，在东莞像虎门这样经济发达的一类镇，一个执照的价格是10万元左右，二类镇的价格则是6~7万元。并坦承这个医疗机构执照拿到后，主要是经营性病、妇科之类秀屿人专长的科室。陈经理还对交易提出了附加要求，他说，“不过你们把营业执照卖给我们之后，我把钱掏给你，你最起码把你认识的那些人介绍给我们认识。比方说当地的城管、工商、药监部门的人要介绍给我们认识。”至于结识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他没有细说下去。
药、械、医利益链 除了传统的赢利模式外， 部分东庄人把投资方向转向了药品制造和医疗器械制造等医疗相关产业。台州市博爱医院院长孙捷认为，莆田人产业链的延伸，实际上为他们获取暴利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使用低价值甚至假冒伪劣医疗器械，是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利润来源之一，上海打假医生陈晓兰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在一次例行的走访中，陈晓兰在上海长江医院的治疗室中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少患者一边接受仪器治疗，一边自如地使用手机通话。这让陈晓兰很惊讶：“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多台各种治疗仪，会严重干扰手机通话质量，患者不可能这么轻松地使用手机。”她对其中一些名为“恒频磁共振治疗仪”的仪器尤为注意，对这种被声称在“男性不育、女性不孕”方面有“神奇疗效”的治疗仪的功效产生了怀疑，随即向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接到举报后，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立即抽查了一台“恒频磁共振治疗仪”。检测报告让陈晓兰大吃一惊：被抽检的设备有多处国家强制要求执行的基本安全项目不合格，例如“输入功率不合格；保护接地阻抗不合格；网电源熔断器和过流释放器不合格；指示灯颜色不合格；中心磁感应强度不合格”。陈晓兰最初的疑惑也从报告中得到了解答：作为该设备一项最重要的功能“磁感应强度”的检测结果也不合格。
陈晓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样一台‘恒频磁共振治疗仪’出厂价为4000元左右，如果是家庭用的，治疗仪的价格是1000多元，而患者使用一次的费用为900元，也就是说，仅一位患者用上数次，医院就收回成本了。而患者一个疗程治下来，可能要10次或20次。”7月7日，陈晓兰赶到北京，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反映“恒频磁共振治疗仪”的问题，随后立即赶往河南郑州---该治疗仪的生产厂家郑州天元医电科技有限公司所在地。在当地药监部门的帮助下，陈晓兰在一栋豪华的高层民用住宅楼内找到了郑州天元公司。陈晓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个所谓的公司，其实就开在这栋民房里一个100多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套房里，最里面的一间约15平方米的房间，就是“生产车间”。3名正在组装设备的年轻女工和1个玩耍的孩童围坐在一个乒乓球台大小的桌子旁。在这个“生产车间”内，工具是“一把电烙铁和几把剪刀。”联系起检测结果和生产场地，陈晓兰十分愤怒，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个所谓的医疗器械，实际上就是一个有注册号的废铁，但却被长江医院用来制造送子神话。很多病人抱着极大希望，贷款来到长江医院，然后在这里耗光钱之后失望而去。”而上海长江医院之前曝出的丑闻是孕妇夫妇被诊断为“男性不育”和“原发性不孕”。
2005年6月，打工者叶浩魁和妻子叶雨林分别被上海长江医院诊断为“男性不育”和“原发性不孕”。在“看病”的短短五天内，3.7万余元如流水般花了出去，其中数千元就是“恒频磁共振治疗仪”的费用。因为无钱继续治疗，在公立医院检查后，叶雨林发现他们早在到长江医院治病之前就已怀孕。该事件一经曝光，即引起全国媒体广泛关注。而长江医院的老板即是莆田人詹万龙夫妇。孙捷认为，莆田系民营医院还可以用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获得暴利。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比如说，莆田系的一家药厂，将某个药品换个剂量、名称和包装，然后拿到药监部门审批、生产，然后再把这些药推广到与药厂相熟的莆田系民营医院中，原本这个药价是2元，现在卖200元。因为这个药只在熟悉的医院里销售，别的医院没有出售，因此患者没有比较余地，也不知道价格高低。因为这些医院是一个系的，所以也不会互相压价竞争。加上医生天花乱坠地吹这个药效果有多好，患者难免会上当，这样一来，医院和药厂就可以联手赚黑心钱了。”孙捷还说，根据他了解，有些莆田人在医疗器械领域，也是用同样思路推广。 托管公立医院之后 莆田系民营医院扩张的另外一个办法是托管医院。孙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莆田人托管公办医院由来已久，对莆田人来说，托管医院最大的好处就是成本低、机动灵活。”襄樊市第四人民医院即是一家被托管的人民医院。
中央电视台《生活》栏目曾在2005年对该院的一些乱象做过暗防和调查报道。根据中央电视台报道，一位方姓男子，到该院检查生殖器健康，很快被检查出是“非淋菌性尿道炎”，花了2000多元药费后，再到该院检查，又被检查出了“很严重的前列腺炎”，但花光3000多元药费后，方先生开始对医院的诊疗过程产生了怀疑，便到当地最大的三甲公立医院---襄樊市中心医院再次做了检查。结果是方先生没有非淋菌性尿道炎，虽然患有慢性前列腺炎，但这是很多成年男子都可能有的问题，不严重，也不用花那么多钱治疗。中央电视台《生活》栏目的记者又开始对该院暗访。记者被查出了前列腺囊肿，根据医生的判断，“只有大量的炎症，才能出现这种囊肿。可能影响性功能、影响生育、影响精神状态，时间长了，排尿困难，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该院医生还提出了治疗方案，“从尿道里面插电极管，不开刀的手术，有一点难受，手术费1800元，优惠20%，1460元钱，这个优惠到明天为止，以后就不优惠了。以后来起码要花3000多元钱。”结束暗访后，该栏目记者又到了襄樊市中心医院(当地国有三甲医院)，花了30元费用作了检查后，医生认为该记者泌尿系统基本正常。
本刊记者经过调查了解到，襄樊第四人民医院的托管方就是詹国团等人创办的上海中屿集团。根据本刊记者了解，所谓托管，其实就是一种承包医院的做法，每年承包方上交5%~10%不等的营业收入给当地相关部门后，在托管期内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就可以签订托管合同。地方政府之所以愿意将医院托管出去，原因很简单，有人这样分析：托管方一般号称是拥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大医疗集团；而被托管医院以前本身效益较差，医务人员收入差，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累赘；而托管方又承诺在托管期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托管的医疗集团公关能力又超强，对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来说，托管可以出政绩、可以甩包袱，国有资产保值的承诺面子上也过得去，何乐而不为呢？光从表面来看，托管方需要承担许多义务：比如要接收国有医院的职工，要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还要上缴若干比例的营业收入。
但其中门道，有人有自己的理解。孙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被托管的医院，名头还是中医院、人民医院之类的称呼，容易得到患者信任，大家以为还是公立医院，但实际上，莆田人会把他们擅长的性病呀、不孕不育、整容等科目放到医院，然后大做广告，吸引患者。”至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条款，则更容易应付，孙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医院托管后，他们擅长的科目肯定要开出来，然后通过熟人引进一批医疗器械，把14万的医疗器械发票开成140万，然后作为固定资产上报，若干台设备添加后，不就可以保证托管期间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了吗？”“实际上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老板的做法我们都懂，只是不屑于去做。医疗行业不是皮鞋、服装，医疗机构负责人任何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医疗效果，然后才能考虑经济效益。但有些民营医院恰恰相反。”孙捷说。 莆田系的新生代们 莆田东庄的医疗事业一直人丁兴旺，一批30多岁、40不到的青年企业家开始在中国民营医疗界崭露头角。即使是那些才20多岁的年轻人，也不甘落后。
经过了重重验证之后，本刊记者加入了一个民营医院从业人员的网络交流群，其中多数是不到30岁的莆田年轻人或为莆田系民营医院服务的外地人。入群不久，就开始主题讨论。最开始的话题是：如何将切包皮和人流手术打入高校。群成员们纷纷提出各种解决方案，有提出到校园内通过学生会关系作主题演讲，有人认为该到学校黑板报做几期关于人流的宣传；有人建议举办女生吹套子比赛，有人甚至建议将人流超市直接开到大学校园！对于切包皮手术，年轻人们也有想法，他们认为毕业前后是男生做包皮手术的关键期，应集中在那段时间展开营销。最后，他们提出了一个认为可行也有噱头的营销方案：在学校展开毕业生篮球争霸赛，比赛的主题是“割个包皮，轻松上阵”，一语三关。
过了一天之后，喜欢动脑筋的莆田年轻人们又开始议论，肝病医院广告怎么做最好。有人提议，还是一句话最管用，XX肝病医院，医治无效退款。但有人追问，如果有患者真的因为无效而要求退款怎么办？有两个人作出了回答，一人建议用拖字决，迟迟不兑付承诺；第二人的应对策略更加绝：让患者开始第二疗程治疗，花更多的钱，如果不治，那就是病人的责任，不配合医生医治方案。
紧接着，莆田的年轻人们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难题，如果医疗事故死了人怎么处理？除了搞定卫生部门、搞定媒体、用钱砸平安等泛泛而谈的解决方案之外，有一位看起来已有处理类似事情经验的年轻人给出了详细的解决方案：有几点要注意，1、人死了尸体一定不能留在医院，要马上给病人家属讲，能回家的一定要让他回家，不能回家的也要让他到殡仪馆去，由医生去说，这个时机大概1~2小时，因为这时候家属根本没反应过来；2、要让医生跟病人家属详细解释，并让他签上是自动要求出院或回家的；3、以上搞定后就可以感情公关了，死人这种事大家千万不要想坏事变好，这种事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才能保证医院营业正常下去；4、以上几事最好在一天之内搞定。
火爆的民营医院投资 除了年轻人“思想活跃”外，东庄镇的民营医疗业的投资也空前火爆。甚至连游医鼻祖陈德良都感到“有些可怕”。陈德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现在许多人的医院扩张得很快，有许多的贷款，有民间贷款，也有银行贷款。现在民间贷款利息也高，每个月一分利，也就是年利率12%。”陈德良透露，目前东庄人在外面的投资者中，有30%是失败的。有的人甚至亏得不敢回家过年，这些人亏的原因大多都是规模小、管理乱等等。陈德良在20世纪90年代一场车祸后，就退出了医疗行业一线，目前是秀屿的嵩山岩陈靖姑祖庙管委会主任。“很多台湾人都到这里来拜。”陈德良对自己建庙非常自豪，他也因此当选为莆田市人大代表。
陈德良经常一身白色唐装、白色长裤、白色皮鞋，颇有仙风道骨。陈靖姑是唐朝人，生于公元882年，是民间传说中保护妇女生育和教人不懒散、救苦救难的一位女神，是与妈祖齐名的另一位女神，妈祖是海上女神，而陈靖姑则是陆上女神。当本刊记者问陈德良，他最希望看到他的徒子徒孙们往哪个方向发展时，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希望他们办的医院走高档的路线，用最先进的医疗器械，请高级职称医术高明的医生来治病，要在服务上、技术上超过国有医院。”当记者问到他最担心詹国团等晚辈们什么事时，陈德良说，“我最担心国家政策是不是稳定，现在全国都在讨论医改，要是不能办民营医院了，东庄人怎么办，投进去这么多钱，这些贷款怎么还？但即使是国家政策稳定，做事也要小心，如果闹出什么医疗纠纷之类的事，事情搞大了就麻烦了。做医院只求平安，发展速度慢一点不要紧，把医院做精做强再说。”“年纪大了，我胆子可能也有点小了。”陈德良最后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附：新华社谈魏则西事件：搜索工具要靠计算而非“算计”
本文摘编自新华网据新华网北京5月2日新媒体消息。
这个五一假期，互联网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是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和众多网友为他追索公道。21岁的魏则西因罹患罕见病“滑膜肉瘤”最终不治离世，然而他生前辗转多舛的求医经历通过多篇网文持续发酵、引发同情。
这些文字多提到死者生前曾借助知名搜索引擎百度获取治疗信息。当事公司先后在4月28日和5月1日发文回应，但每次回应后网上声讨的浪潮却愈加反弹，矛头所向还有前一段时间的“贴吧承包事件”和长期受到质疑的“竞价排名”营利方式。作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社会上关于百度商业伦理的讨论再次高涨。抛开眼前情绪化的争论，我们来审视互联网搜索工具的本质。
作为IT时代最基本的应用需求，不可否认搜索工具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效率，是人类文明迈出的一大步。但搜索在这一事件中真的像当事公司自己撇清时说的那样无辜吗？互联网作为高科技企业，积累了海量用户数据，并基于这些数据研发功能性产品工具。而工具起到的作用是向善还是相反，关键看交给谁来用。是交给机器无差别的计算，还是加入了人欲的“算计”？是真心为公众服务，积累每一次便捷带来的微笑，还是为心存不良的金主服务，抓取每一枚可能让良心不安的金币？
从业者的选择，用户都看得到，其实企业心里更知道。竞价排名这种赢利方式，本质上就是把这一好工具交给了心存不良的逐利者。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信奉“善良比聪明更重要”，这个理念因张小龙的引用而在中国广受知晓。好产品就是积攒每一点小善，积累每一点正能量，才能获得成功。悖善而行者，也会在一次次自我放弃后，被用户所放弃。渡人渡己，是为善。误人害己，人在算，天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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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包商揭秘部队医院科室承包内幕
- 发表人： 2016/5/2 23:04:03
- 作者：柳远 2016-05-02 第527期 除了几家大的部队医院，大部分的军队医院的妇产科、皮肤科、耳鼻喉科都是被私人承包出去了，承包人就是借了解放军医院的牌子，唯利是图，做过度医疗的事情，因为军队医院也不受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
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
青年魏则西的死，让部队医院、百度和莆田系被顶上了风口浪尖。
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涉事的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生物诊疗中心已经停诊。5月2日，国家网信办发言人称，网信办、工商总局与卫计委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公司，将对此事进行调查和处理。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说，自魏则西事件之后，他才知道很多部队医院的科室实际上是被承包了出去。但在业内人士看来，部队医院科室承包早就不是秘密。
前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教授、中国妇产科网创始人龚晓明医生曾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撰文称：“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不清楚，人民解放军医院是值得人民信任的，怎么会呢？!”“除了几家大的部队医院，大部分的军队医院的妇产科、皮肤科、耳鼻喉科都是被私人承包出去了，承包人就是借了解放军医院的牌子，唯利是图，做过度医疗的事情，因为军队医院也不受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
据两名科室承包商向凤凰网透露的信息，对部队医院或公立三甲医院的科室承包，更重要的是“看关系”。
“看关系”
在网上搜索“部队医院科室承包”，除却投诉的网帖，还有一些“科室寻求合作、转让”的信息。
一位曾在四川省某部队医院承包妇产和不孕科室的承包商称，想要进部队医院和地方二三甲医院承包科室，需要“拼关系”。
一位曾在吉林省某部队医院承包口腔科的承包商也提到了“关系”：“（科室承包）有的是一百、二百万，有的地方是十万二十万也能进去的。”“不找人你肯定不行。”
承包商称，一般在部队医院承包科室合同会签五年，然后再续三年，但公立医院时间不定，一般也会签订长期合同。“也看领导，领导能干几年，他一般就给你签他的任期之内的。”
谈到承包的价格和利润分成时，两个承包商仍然把“关系”当成最大的因素：“具体要分多少得看关系怎么样，一般来说（医院）分流水的30%以下，有的地方收10%，这要看你的关系谈得怎么样了，这个不确定。然后设备的投入，人员的投入，场地，到底用多少间房，多少张铺床，手术设备都是要谈，这就是看当时的关系了。”“一般部队（医院）的是毛利润的百分之二十几。”
“没有什么行价，也得看关系了，有的时候关系好了的话，就不用钱，关系不好的话，你花个50万也保不住。”
根据腾讯财经的调查，一位多年任职于部队医院的知情人士称，有些承包商为了持续获得承包资格，甚至会将营业额的五成或六成交给医院。
医院科室承包早被媒体曝光多次。2015年3月，财新曾曝光北京航空466医院有“克隆”医生——一位河南护士全盘复制了同乡妇产医生的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主治医生证和身份证等信息，并以她的名义在北京航空466医院妇产科执业，其后此科室被曝出“被莆田系承包”。
缺乏监督的医院
魏则西事件发酵后，舆论开始质疑对部队医院的监管问题。
2000年，卫生部出台了《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其中规定：“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投资与其他组织合资合作设立非独立法人资格的营利性的’科室’、’病区’、’项目’。”之后，公立医院“科室承包”的现象有所收敛。“但这只能针对地方的医院，部队医院不受卫生部管理，所以他们继续把科室承包出去。”一位业内专家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说。
另一位医疗界人士称：“莆田人为什么都选择部队医院，地方没办法对它监管，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跟地方公立医院合作，钱拿不出来。公立医院都是非营利性的，就说是有营利才能分红的，你钱拿不走。原来很早的时候，莆田人搞什么培训费、合作费、咨询费、广告费这样的（名目把钱拿出来），但那个量很小，根本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但部队医院它不受这些限制。”
监管缺位早有报道。在上述财新对北京航空466医院的报道中，一位海淀区卫生局负责人曾回答：“军队医院不归地方管。别说我们海淀区了，连北京市也管不了部队医院。”
如今在网上搜索，还能查到一位网友在2010年向枝江市卫计局的投诉。这位网友称，枝江市6199部队医院碎石科属于私人承包科室，无证行医。三天后，枝江市卫计局回复称：“61699部队医院属于军队开办的医疗机构，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由军队相关部门发放。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市卫生局对该医院无监管权限，您可以向61699部队的有关部门进行反映。”
实际上，军队对于部队医院“科室承包”乱象早已出台规定。据《解放军报》2015年1月的一篇评论称，几年前，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总后卫生部都曾出台了《军队医院管理若干规定》《军队医疗机构业务帮带管理规定》，《关于规范军队医院为伤病员服务诊疗流程和行为的通知》等文件。在这些文件中规定，对擅自扩展床位规模、对外出租承包科室、发布医疗广告等10种违规行为，将视情节轻重依规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等处罚。
今年3月，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计划用3年时间，分步骤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切有偿服务活动，被医疗界解读为“部队医院’科室承包’现象或将走向终结”。
“部队这块，军改了以后就不可能再合作了，现在的合同到期了以后就不会再续了。”承包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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