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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土地市场火爆隐忧：资金流向正悄然改变
• 发表人： 2016/8/22 12:37:23
• 2016年08月22日 08:18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今年“地王”辈出，而在最近，虽然土地拍卖依然火爆，却隐现着房企的微妙变化。
  
  从8月17日融信地产110.1亿竞得静安地块的土拍现场来看，一家参与竞拍的房企在开拍前临时追加了几个亿的授权。最后发现短周期内盈利空间有限，选择放弃。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拍地现场的观察，一些房企表现颇为谨慎。绿地没有报名任何一幅地块；万科虽然进入静安地王拍卖现场，但举牌次数非常少；旭辉竞拍静安地块止步于94亿元，在闵行地块止步于23亿元，与竞得者上海保华仅500万元的价差。
  
  面对此轮地王潮，旭辉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林峰明确表示旭辉不参与规模与土地储备的竞赛，以利润优先，减少加杠杆拿地。林峰透露下半年将对每个入市项目锁定去化率达到70%；明年财务成本目标降到5%以内。旭辉也开始关注二线城市的机会。
  
  8月18日，中南集团董事长陈锦石透露，经过调研，他们团队发现武汉、郑州、杭州、济南等城市的市场空间相对于热点城市来看，也不错。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中国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高企并存在一定泡沫。同策咨询根据计算发现，截至2015年，上海房价泡沫程度达55%左右，个人住房贷款净增加额的增加推高上海房价泡沫程度；深圳房价泡沫程度高达261%左右；北京房价泡沫程度已达86%左右。
  
  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评论道，下半年势必会有相对应的“控地王”措施，以防止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近期，上海住建相关部门也展开了对于此轮地王的调研。
  
  据了解，当前房企利用信托、财团、公司债[0.03%]、本地民间资本等各种渠道进行融资，同时也纷纷涉足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布局金融化，间接为融资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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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博兴县环保局副局长辱骂、殴打教育局长
• 发表人： 2016/8/22 12:35:09
• 2016年08月22日 11:01  来源：澎湃新闻网 原标题：山东博兴环保局副局长辱骂教育局长，不满其教师妻子工作变动
  
  8月21日，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教育局在其官方微信“博兴教育在线”，发布题为《博兴县环保局副局长王某大闹教育局》的文章，称8月19日下午，博兴县环保局副局长王某到县教育局闹事，对博兴县教育局局长石卫山进行辱骂，并大打出手。
  
  8月22日，澎湃新闻从博兴县教育局获悉，“大闹教育局”的王某是博兴县环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祖学。
  
  公开信息显示，王祖学的分工是主持监察大队工作，负责排污申报登记和核定、排污费征收、环境违法行为查处、环境安全、环境信访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等工作，分管城区分局、湖滨分局、兴福分局、陈户分局、庞家分局。
  
  另据滨州传媒网消息，今年4月，滨州市对博兴县瓦窑坑存水污染一事紧急启动问责制，博兴县6名干部因此事被问责，其中包括对博兴县环保局分管副局长王祖学进行了书面诫勉。
  
  “博兴教育在线”上述文章解释“王某大闹教育局”事件的原因是，“王某的爱人宋文婧在博兴第三小学工作，因在该县实行的‘县管校聘’改革中，在校内聘任环节未被聘任，需进行跨校竞聘，宋文婧、杨彬等人不服从这个结果，也拒绝进行以后环节的竞聘。”
  
  根据官方介绍，博兴县是山东省“县管校聘”管理改革的实验区，也是滨州市的试点县，于今年5月8日召开了“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工作会议，并决定在今年暑假全面推行县管校聘交流轮岗和绩效考核与绩效工资改革。
  
  7月13日，宋文婧所在的博兴县第三小学召开三届二次教代会，全校55名教职工代表全部参加了会议。大会顺利通过《博兴县第三小学县管校聘实施方案》等多个制度，“县管校聘”改革随即开始。
  
  
  不服从“县管校聘”改革结果的宋文婧、杨彬等人到博兴县信访局上访。博兴县教育局根据信访程序进行了答复并告知，8月19日下午14时45分左右，宋文婧、杨彬到教育局找到信访工作人员索要信访件原件，工作人员回应需经领导同意后方能给文件，宋文婧、杨彬擅自从文件橱中抢出文件并把有签名盖章的部分撕毁。当天下午，宋文婧、杨彬多次对教育局工作人员谩骂、推搡，影响了正常办公。
  
  “博兴教育在线”上述文章称，期间，宋文婧的爱人，即博兴县环保局副局长王某来到教育局，在门口处拦住石卫山，破口大骂并大打出手，之后又到宋文婧等人闹事现场辱骂工作人员，在楼道内大骂石卫山。之后，王某还数次给石卫山打电话进行辱骂。
  
  “博兴教育在线”还在上述文章末尾，附上了王某对石卫山进行辱骂的电话录音。
  
  不过，8月21日下午，“博兴教育在线”删除了上述文章。博兴县教育局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向澎湃新闻解释称，该事件已经平息，石卫山也并无大碍，博兴县教育局主动删除了这条信息，针对不服从“县管校聘”改革结果的宋文婧、杨彬等人，博兴县教育局正在与其本人协商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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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新办主任蒋建国就媒体深度融合提五点意见
• 发表人： 2016/8/22 12:21:02
• 2016年08月22日 11:15  来源：凤凰资讯 作者：陈芳  文/凤凰网主笔 陈芳（发自深圳）
  
  22日上午，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蒋建国出席“201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并致辞。
  
  蒋建国指出，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党中央交给的重大政治任务，是新闻战线面临的崭新时代课题，也是主流媒体的使命和职责所在。融合发展正在进入加速期，任务艰巨，前景可期，当前的任务是要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从初步探索、逐步突破走向全面深化、深度融合。他强调，为此，须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媒体融合与资源整合齐头并进。在推进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各种资源如何合理配置、各方力量如何有效整合、企业事业机制如何无缝对接等，必须下功夫解决好。要重点整合功能重复、内容同质、力量分散的媒体资源，优化配置，通过报网合一、台网融合，努力让所有资源流动起来，实现各种资源的互联互通，努力打造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第二，发展存量与改造增量一体布局。推动融合发展，不少媒体都选择从增量做起，成立新部门，引进新人才，开发新应用，推出新产品等。接下来，要在“做增量”的基础上，尽快推进“改存量”，打破束缚融合发展的旧有藩篱，在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各方面走向深度融合，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简单嫁接阶段走向融为一体、合而为一，把媒体融合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报道创新与流程创新同步推进。近年来，在报道创新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下一步，具备条件的媒体要加大力度，深入推进采编流程调整，以符合媒体融合发展需求、适应新媒体生产规律、提高新闻生产力为目标，建立全媒体内容生产流程整体架构，提高内容生产效率，扩展信息分发渠道，努力实现新闻信息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要加强后台技术支撑，强化数据库建设，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以及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采编力量的共享融通。同时，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认真分析自身特点，研究自身需要，不跟风、不盲从，积极探索、科学推进。
  
  
  第四，内容优势和技术支撑双轮驱动。互联网传播时代，专业、独家、深入、权威的内容，以及新闻信息的专业生产能力，是传统媒体无可替代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目前，在新闻信息的内容生产上，依然有很大的空间，要坚持内容生产创新，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同时，也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从最新的技术发展中借势，以技术发展促进内容生产。与互联网公司相比，传统媒体在技术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具备条件的媒体要加大力度，强化技术研发，加强技术支撑。一切先进的技术，可以不为我所有，但可以为我所用。当前，虚拟现实、机器人写作、无人机新闻采制等方兴未艾，要始终保持对技术的敏感性与前瞻性，紧盯技术前沿，瞄准发展趋势，不断以新技术新应用促进新闻内容生产。
  
  第五，推进产品创新与体制机制融合并行并重。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既有发展问题，也有改革问题。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必须通过制度改革，调整媒体机构设置，探索媒体组织重构，推动组织机构一体化，传播体系一体化，实现人员管理和营运的深度融合。同时要积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努力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为媒体融合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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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秘：毛泽东为家乡湖南题写了哪些“金字招牌”？
• 发表人： 2016/8/21 13:36:40
• 2016年08月18日 08:47  来源：人民网 作者：朱晓华  核心提示：毛泽东的题字，因其特殊的身份而具有极大的政治、人文与历史价值，被民间戏称为“金字招牌”。他的每一幅墨宝，都有着特殊意义，连接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毛泽东挥笔题字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朱晓华，原题：揭秘：毛泽东为家乡题写了哪些“金字招牌”？
  
  2016年8月15日，是毛主席题写报头的《湖南日报》创刊67周年报庆日，同时也是脱胎于毛主席所题名《新湖南报》的移动新闻客户端“新湖南”上线一周年纪念日。
  
  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同时还是一名杰出的书法家。他博采众长，独创出淋漓奔放、纵横驰骋、笔墨潇洒的“毛体”。从1915年夏在《明耻篇》封面上题词自励，到1974年春为广西大藤峡题字，一生题词超400幅，内容极为丰富，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毛泽东的题字，因其特殊的身份而具有极大的政治、人文与历史价值，被民间戏称为“金字招牌”。他的每一幅墨宝，都有着特殊意义，连接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为您盘点毛泽东在湖南的题字，一起来了解这些“金字招牌”背后的故事。
  
  ●3次为《湖南日报》题写报头，在党的新闻史上留佳话
  
  《湖南日报》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它的前身《新湖南报》，创刊于1949年8月15日。
  
  当年，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履新后，委托朱思九、张式军着手筹建湖南日报，朱张二人赴京找到毛泽东秘书胡乔木，请毛主席为即将创刊的“湖南日报”题写报头。毛泽东听说家乡要出报，十分高兴，于是泼墨挥毫，写下“新湖南报”四个字。
  
  毛泽东第二次为《湖南日报》题写报头，是1960年3月，当时毛泽东在南方考察，坐专列从广州到了长沙。在接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时，毛泽东说他嫌自己原来题写的那幅报头显得呆板，拟重写一幅。并当即挥笔题写了第二幅《新湖南报》报头，于1960年3月19日启用。
  
  1964年7月29日，毛泽东提议把《新湖南报》改为《湖南日报》，并第三次为《湖南日报》题写报头。从1964年10月1日起，《新湖南报》正式启用《湖南日报》新报名，一直沿用至今。
  
  毛主席三次为《湖南日报》题写报头，在党的新闻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移动互联网时代，湖南日报以创新的姿态大步进军新媒体舆论场。2015年8月15日，定位为“主流新媒体、移动新门户”的“新湖南客户端”应运而生。其中“新湖南”三字，即采用当年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新湖南报”中的三个字。这个有着深厚历史传承的新媒体产品，一经发布便迅速成长为中共湖南省委在新媒体时代的核心媒体，目前下载量突破1200万。同时，“新湖南”也是全国新闻客户端中唯一源自毛泽东题字的新闻客户端。
  
  ●为母校“第一师范”题写校名，留下著名校训“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毛泽东青年时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长达八年之久，对于这所母校，毛泽东有着非比寻常的感情。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不仅将两本亲笔签名的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赠给母校图书馆，而且给母校的书面、口头指示达11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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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击金门前后毛泽东如何搬苏联“吓唬”美国？
• 发表人： 2016/8/21 13:34:30
• 2016年08月21日 10:57  来源：快乐老人报 作者：佚名  核心提示：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飞抵北京。在当天的会谈中，毛泽东不经意地提到：“我们应该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也许我们可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 ”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6年8月15日16版，作者：佚名，原题为：《炮击金门前后毛泽东搬苏联吓美国》　
  
  1958年8月23日至10月5日，解放军3万多发炮弹猛轰金门，震惊了世界。这其中，中共中央的决策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台海局势随中美关系紧张起来
  
  1955年8月中美启动大使级会谈，谈了2年多，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1957年12月美国单方面降低中美大使级会谈规格，致使会谈陷于停顿，中美沟通窗口被关闭。美国对华态度趋向强硬，台海局势随之紧张起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调门也一时高涨。毛泽东开始考虑调整斗争策略。
  
  1958年6月16日毛泽东主持会议讨论外交问题，提出了针锋相对、以文对文、以武对武、先礼后兵的对美斗争方针。30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政府15日之内派出大使恢复会谈。美国故意在15日期限内不作任何答复。恰在这时，7月15日美国军队入侵黎巴嫩，同时宣布驻远东美军进入戒备状态，蒋介石也随之宣布台湾进入特别戒备状态，台海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毛泽东从15日到18日连续4个下午召集会议商讨对策，经过充分讨论，作出了炮击金门的决策。
  
  中苏发表联合公报“吓唬”美国
  
  但毛泽东一直对美国是否会对炮击金门做出激烈反应，还是有所顾虑。他想到，要向美国人显示一下中苏同盟的力量。此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突然造访，向毛泽东提出苏军在中国沿海设立“长波电台”和建立中苏“联合舰队”的要求。毛泽东对这个建议大动肝火，不过，最后，毛泽东把态度缓和下来说：“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飞抵北京。在当天的会谈中，毛泽东不经意地提到：“我们应该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也许我们可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 ”赫鲁晓夫马上答道：“这是个好主意，让他们猜一猜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究竟谈了些什么。 ”毛泽东接过话茬：“他们只知道发表了声明，不知道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
  
  赫鲁晓夫当时没有听出这里的话外之音。3天后发表的会谈公报称：“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以及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公报发表后，在北京的各国使馆都猜测，“两国军方可能会采取某些行动”。
  
  美国介入加剧台海局势紧张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炮击金门战役。面对毛泽东炮击金门的“突然袭击”，莫斯科十分恼火。但当时，赫鲁晓夫不便公开暴露盟友之间的矛盾。
  
  炮击金门的第二天，蒋介石要求美国总统发表声明，“表明美国对台岛局势的坚定立场”。8月26日，美方通知蒋介石，将派数量不菲的战机、航母、驱逐舰来台。不久，美方又通知，美国海军可以在台湾海峡为蒋舰护航，空军则接防台湾本岛，蒋军空军可增援金门、马祖。美国军方甚至向国务卿杜勒斯说明，在未来危机升级的情况下，美国将如何使用核武器，以及使用哪种核弹头的问题。
  
  美国人越来越明显的强硬态度，让毛泽东感觉到依靠武力是无法取得金门和马祖的。9月3日，毛泽东下令炮击暂停3天，责成中央军委起草文件，指出炮击金门“是一种持久的斗争”，并规定：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炮击也要有节奏，打打看看；海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不准主动攻击美军。
  
  莫斯科给北京打开核保护伞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的声明，宣布愿意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同一天，赫鲁晓夫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打开了给北京的核保护伞：“在目前美国早已不是原子武器的垄断者的情况下，它想用原子武器来吓唬其他国家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他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并郑重声明：侵犯中国也就是侵犯苏联，苏联将尽力维护中苏两国的安全。
  
  周恩来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还有过一次谈话。周恩来转述了毛泽东暗示的意思：在炮轰金门时，中共中央已经考虑到美国在这一地区发动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摧毁我们的城市。这时苏联不必参战，只需对美国发出严重警告……9月27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感谢中国不使苏联卷入战争的“高尚气节”，并表示，在中国遭受敌人进攻时，苏联不会袖手旁观。
  
  10月5日，周恩来正式向苏方讲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即决定暂不收复金门，准备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从10月6日起，停止炮击7天。10月6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台海局势渐趋缓和。（摘编自《学习时报》《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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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石油定价权之争：中国的机会来了
• 发表人： 2016/8/21 13:32:02
• 2016年08月19日 09:15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来源：经济学人
  
  石油市场信息供应商以媒体身份掌控了布伦特、WTI等全球主要石油基准价格的设定，造就了一批最富有的新闻从业者，也让这个快速整合的行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量向东转向和中国大型油企的激进购买量则带来了新的看点：挑战布伦特的下一个全球性指数会出现在中国主导的亚洲市场吗？
  
  新闻业和石油业近来是出了名的不赚钱。因此，报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英国阿格斯传媒（Argus Media）在5月23日传出将作价14亿美元出售给一家美国投资公司的消息后，某大宗商品交易所高管的惊讶之情溢于言表：“石油市场的数据现在似乎比石油本身还要值钱。”另一种情绪，用阿格斯主要竞争对手标普全球普氏（S&P Global Platts）员工的话来说，就是“嫉妒”。据说在阿格斯的750名撰稿人中，有四分之一持有该公司的股票或期权，这笔交易已经让其中一部分人跻身百万富翁之列。
  
  信息供应商通过订户来赚钱——基准的名气越大，订阅量就越大。作为行业翘楚，普氏和阿格斯正在争夺报告“即期布伦特现货价”（Dated Brent）和“西得克萨斯中间基原油”（WTI）等常用石油基准价格的主导地位，每天有数十亿美元的石油依靠这些指数定价。石油公司、石油生产国、衍生品交易员及其他组织都会用这些基准价格来确定数百种不同等级石油的价格水平。近年来，普氏利用布伦特标准推动石油市场，为从欧洲到亚洲的汽油价格提供参考。WTI则为在美国交易的不同品级石油定价。大西洋大众公司（General Atlantic）买断阿格斯股权后，开始在这个快速整合的行业里采取激进举措，希望挑战普氏的市场领导地位。
  
  亚洲是另一个争夺的焦点。贸易流已经转向东方，普氏的迪拜原油指数趋势在过去一年里被两家大型中国石油企业——联合石化（UNIPEC）和中联油（China oil）激进的买量所扭转。中国最近获准进口石油的“茶壶”炼油厂同样带来了大量新的需求。荷兰皇家壳牌等习惯于把持布伦特原油的石油巨头抱怨中国对亚洲石油价格的影响力“已经过大”。
  
  行业整合也触发了监管问题，但考虑到大西洋大众公司还投资了Airbnb和优步，他们对此自有丰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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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产阶级的三副面孔
• 发表人： 2016/8/21 13:30:31
• 当下的中国，大约1亿人口可以被归入中产阶级的行列。相对于13亿人口，这个比例固然很低；但是，这个阶层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十三分之一。最近十年，中国社会的道德、审美、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在迅速中产阶级化。
  
  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追着《欢乐颂》这类弘扬中产阶级主旋律的电视剧；节俭不再是社会公认的美德，理财和提前消费才是值得提倡的，人手一个股票账户、人手一张信用卡。典型的中产阶级形象是，用苹果手机、喝星巴克咖啡，去很近的地方都习惯以车代步，却又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大汗淋漓；他们喜欢自驾游或出国游，却时常会自嘲为房奴或屌丝；他们有一定的权利意识和正义感，虽然偶尔也会为自己拥有的小特权窃喜。
  
  有人基于西方世界的经验，对中国的中产阶级寄予厚望，认为中产阶级的成长将会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有观察者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保守的，他们追求稳定而反对激进的改革，他们更多地是经济动物而不是政治动物。前者会注意到：基层人大选举中的独立候选人往往以中产阶级为主力军；环保运动和业主自治更是中产阶级彰显自主意识和组织能力的舞台。后者则看到：中产阶级作为体制的受益者，缺乏改革的动机，他们很少进行组织化的利益表达，得益于新媒体的发展和社会价值观的中产化，他们成为网络舆情的主导者，然而，声音很大，行动很少。中国那么大，似乎每一种观点都可以找到足够的经验事实为自己背书。
  
  笔者更倾向于认为，中产阶级的保守与激进是“情境化”的，在日常状态下，中产阶级更多地表现出保守的面向，这是利益使然，也是制度使然；而一旦利益受到实质性损害，中产阶级也会走上街头，厦门、大连、宁波等地的市民用集体散步的方式反对PX项目建设，南京、武汉的家长集体抗议高考指标的缩减。实际上，中产阶级具有三副面孔：一是日常世界里的中产阶级；二是公共舆论中的中产阶级；三是集体行动中的中产阶级。理解了这三个面向，我们才能形成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整体性认识。
  
  ▍焦虑的经济动物：日常世界里的中产阶级
  
  在日常生活中，中产阶级常常表现出保守的一面。作为单位里的骨干成员，他们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无暇参与公共生活；作为消费文化的拥趸，他们是理性的经济动物；作为现行体制的受益者，他们渴求稳定，害怕改革影响自身的既得利益。
  
  一方面，中产阶级常常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社区选举中，我们往往很难看到中产阶级的身影；居民自治和业主自治也因为“沉默的大多数”而效果不彰，为人诟病。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又热衷于讨论政治，关注重大的人事变动和政治事件，各种政治小道消息在朋友圈广为流传。与其说中产阶级不关心政治，不如说中产阶级缺乏低成本却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
  
  房子和孩子是中产阶级最关心的事情。中产阶级关心房子，那是他们栖身之所，也是他们让资产保值增值的主要方式，房子意味着安全感和成就感；中产阶级关心孩子的教育，重视教育是东亚社会的共同特点，但中国的中产阶级因地位焦虑而尤其注重教育投资。身处一个经历了阶级重组的后发国家，当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建国以来的第一代中产阶级，50后、60后大多有着饥饿记忆，70后、80后经历了从匮乏经济到温饱经济的转变，他们习惯于物质带来的安全感，并且害怕失去现有的社会经济地位。
  
  孩子的教育问题集中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焦虑情绪。中产阶级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继续接力，向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跃迁，为此他们不惜重金，让孩子去上各种辅导班，学习各种才艺和礼仪，让孩子赢在起跑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会转而拥抱阶层固化，希望孩子至少可以继承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为此他们不惜搁置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会坚定地反对异地高考，将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贬称为“菜场小学”，避之不及。中产阶级的孩子，也许是学业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这源于他们父母内心深处巨大的不安全感：毕竟，与社会上层相比，他们的孩子输不起。
  
  ▍舆情主导者：公共舆论中的中产阶级
  
  在当前中国的公共舆论中，有两股重要的力量：一是为反对而反对的“愤青”，二是温和理性的中产阶级。“愤青”更多地活跃在网络空间特别是草根论坛；中产阶级则是大众主流媒体的主要受众，他们的价值观和社会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主流舆论。股市熔断机制、70年居住产权房屋到期续费、封闭式小区道路开放等议题引发的公共讨论，背后都是中产阶级对于财产安全的焦虑。
  
  今年5月，上海某高校二年级研究生李某在其导师投资的企业做实验时，厂房突然爆炸，李某和另外两名工人身亡。此事经网络曝光和媒体跟进报道之后，迅速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而今年4月，北京某名校硕士毕业生雷某的意外死亡，更是引发轩然大波。这两个高学历者的意外死亡，死因截然不同，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吗？
  
  小学语文教材有一个《小马过河》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原意是说：不要人云亦云，要敢于亲自尝试。但或许还可以有另一层引申的寓意：对于故事里的松鼠来说，河水已经没过头顶了；对于老牛而言，河水不过淹没脚踝。
  
  对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士来讲，他们的安全线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已经感受到“齐脖深的水”，危在旦夕；而另一些人还仿佛在雨后的街头水洼里嬉戏。上述这两个死亡样本的典型性在于：一个是毕业于名校，已有中产阶级地位和体面工作，却因为警权的使用不当而意外死亡；另一个是正就读于名校，走在通往中产阶级的道路上，却因为导师的过失而夭折了青春。
  
  每一次引发社会关注的死亡事件，其主角似乎都是“最不应该”死亡的人。更早的类似样本是孙志刚，他因为疑似盲流而死亡，事实上，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于是舆论哗然：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收容遣送制度与自己无关，警察执法与自己无关，但突然间，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在收容遣送站暴亡了。齐脚踝的水瞬间上升到了脖子的位置，让身处主流社会的人们感到莫名的恐惧。他们愤怒，他们呐喊，他们控诉。潜意识里，他们其实是在保卫自己。
  
  须知，孙志刚并非第一个死于收容遣送站的人，只不过其他的死者都是货真价实的农民工；同样道理，与李某一同被炸死的两名农民工，他们居然成了媒体报道中的失踪者。
  
  师生关系也好，警民关系也罢，都是最寻常的社会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某一个时刻与老师、与警察相处。师生关系更是我们青年阶段极为重要的社会关系，传统社会甚至将其比拟为父子关系，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现代社会，师生关系没有那么亲密，私人情感大为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体制化的契约关系，严格意义上师生关系仅限于就读期间，一旦毕业就是“前导师”、“前学生”了。
  
  但不管怎样，人们对于导师有特定的道德期待，他应当切实保护学生的正当权利和利益，而不应该是一个将学生视为廉价学术劳动力的“老板”。李某的死亡，一方面拉响了主流社群的警报器：我们每一个人的孩子或兄弟姐妹都可能遇到这样一个无良的导师。另一方面，也把研究生“学徒化”、“民工化”的潜规则推到了阳光下。导师蜕变为“老板”，这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所有人包括教师群体都异常反感，却从未经受实质性的法律和道德拷问，相反却渐渐被视为理所当然。直到某一天，某一个极端事件，打破我们心底的那条安全线；然后，群情激奋，口诛笔伐。
  
  这样一种公共舆论，虽然也可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一些正义和进步，但这些正义和进步却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它属于“小马”，属于“老牛”，却不属于“松鼠”。只有当底层的“松鼠”也获得安全的时候，只有当主流社群不再以自己的安全线来度量正义的时候，普遍的正义才能到来。
  
  ▍公共性与私性之间：集体行动中的中产阶级
  
  “Notinmybackyard！”邻避政治（NIMBYPolitic）在全世界都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这是居民为了保护自身生活环境免受具有负面效应的公共或工业设施干扰，而发起的社会反抗行为。通常情况下，邻避运动都是反对具有一定污染或危害的公共设施或工厂，譬如变电站、垃圾焚烧厂、化工企业等。福建厦门的反PX运动、广东番禺的反垃圾焚烧运动，都是典型的邻避运动；西方国家的民众也经常有类似的抗议活动。但是，还有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邻避运动，这种运动所反对的设施并无环境污染，甚至不会对周边居民有直接的利益损害，但是，因为违背了中国人的风水观念，也遭到了人们的抵制。
  
  所谓风水，是中国人在择地建造居所时，对气候、地址、地形、环境、景观、朝向、方位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考察，并由此在建筑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形成各种禁忌和规则。中国人倾向于认为，好的风水会给人带来好运，而坏的风水可能招致灾难。在风水的理念中，既有朴素的美学和自然崇拜，也有巫术和迷信的成分。
  
  2015年3月，上海一家公司准备将杨浦区某小区的闲置楼房改建成公办民营性质的养老院，不料却遭到了小区业主的强烈反对。5月，工程不得不停工。一些业主甚至将养老院称为“死人院”，要求“‘死人院’滚出小区”。须知，在其他国家，养老院与学校、幼儿园、医院相类似，是一种深受居民欢迎的公共设施。
  
  为什么这样一种有利于社区的公共设施会遭到居民的抵制呢？
  
  该小区一共有269户住户，目前已有240户明确表示反对建养老院，原因有二：第一，相传养老院要设立临终关怀病房和太平间，会影响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心情；第二，小区房价因此会被拉低，影响他们的经济利益。遭遇抵制停工后，7月份，养老院筹建方强调养老院将“不设太平间或临终关怀场所”。然而，大部分居民、尤其是老年人仍然坚持说，他们无法承受每天看到“将死的失能老人”的心理压力。
  
  在这些理由的背后，是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居民从风水的角度出发，认为养老院经常有老人逝世，这意味着阴气（一种传说中的负能量）很重，从而破坏社区的风水，不利于社区居民的身心健康和个人运道。从科学的角度看，这种观念显然毫无事实依据。但如果周边的居民都持这样一种风水观念，那么养老院确实会影响小区的房产价格。原本只是一种心理情绪，最终却带来了经济损失。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中国的中产阶级是通过业主维权和环境运动进入公众视野的。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步入中产的城市居民刚刚共享“业主”这样一个称号。他们要求优美的生活环境，良好的社区服务，并希望亲自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建设。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中产阶级业主们开始为保护小区的绿地、驱赶不受欢迎的物业公司、阻止“磁悬浮”从小区旁边经过，或者成立自治的业主委员会而采取集体行动，向基层政府、开发商或物业管理展现自己的力量。但是，中产阶级的维权活动并不总是基于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有时候也暴露了这个阶层的“私性”。
  
  早在2012年，上海市民秦岭在微博上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写了一封公开信，诉说自己癌症晚期的父亲在求医过程中屡次遭拒的经历。两天后，俞正声给秦岭回信，并授权“上海发布”公开发表回信内容。回信中说：“我们大家会尽力帮助你……特别要在癌症晚期病人的关怀上，争取在制度上有所前进。”
  
  之后，上海将推广临终关怀进社区列为政府实事工程，率先在全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临终关怀科，开展居家和社区舒缓疗护。但是，“临终关怀医院”的建设却遭到了居民的强烈抵制。2014年，浦东新区新场镇某小区居民通过集体抗议让浦东新区老年医院的建设搁浅。多名业主表示，他们不反对建设临终关怀医院，但坚决抵制建在如此靠近小区的地方，“这不符合中国的民俗”。“医院规划地块不仅紧邻居民小区，还挨着幼儿园和在建的小学，将来我们的孩子们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这样的地方，真的难以想象……”
  
  风水，又是风水！
  
  我们不难发现，当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有自私和狭隘的一面，虽然他们对个人利益的关注无可厚非，但他们也常常将个人利益置于一种“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妥协”的地位。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不愿意做出任何妥协和让步。林毓生认为：中国传统的“私性社会”(privatesociety)很难转化为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至少在现阶段，中产阶级身上更多地体现出“私性社会”的特征。
  
  当然，邻避运动在当下中国日益盛行，也不能全部归咎于中产阶级的“私性”；其更重要的制度性根源在于：选址过程的程序正义缺失。有研究者发现，美国也曾经经历过一个“邻避时代”。1980年以后，美国的邻避运动愈演愈烈，所反对的设施也从垃圾填埋场、焚化炉等传统邻避设施延伸到机场、监狱、收容所、精神康复中心、戒毒服务中心甚至公共房屋。尽管居民都认为这些设施对城市发展不可或缺，却希望能够远离自己，落址他处，这种观念一度成为美国“1980年代的大众政治哲学”。
  
  1990年12月，纽约市规划局颁布了《城市设施选址标准》（CriteriafortheLocationofCityFacilities），即所谓“平等共享选址程序”（FairShareSittingProcess）。标准已于1991年7月生效。“平等共享选址程序”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每年11月15日，市长要公布一份城市设施需求文书，列出未来两年内城市计划新建、扩建、关闭或缩减的设施，同时配备一整套包含现有设施地址、规模及使用情况的城市地图。文书要求对所有计划内的市政设施项目进行投资预算和选址可行性论证，并举行市长发布会。
  
  第二，报告发布后，每一个社区董事会拥有90天的时间做出反应，包括将报告通知社区居民、举办听证会和向城市规划局提交意见。
  
  第三，城市规划局将社区董事会的意见转给相关建设机构，这些机构必须在设施计划里面充分考虑和论证社区董事会的意见。值得说明的是如果市长文书已初步遴选设施选址，则机构代表应参与社区听证会；如果文书没有提到选址，则一旦地址选定后机构代表也应立即通知社区董事会并参与听证。
  
  第四，各社区董事会将意见呈至相应的区行政长官，区行政长官汇总后向上提议设施备选地址。
  
  第五，一旦设施地址选定后，社区董事会有权设立一个设施监督委员会，全程监督设施的建设和运行。
  
  此后，纽约的邻避运动逐渐平息。这说明合宜的制度设计是可以将中产阶级的“私性”转化为“公共性”的。
  
  事实上，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有敢于担当，积极参与的一面。
  
  长期以来，中国的环保部门只检测空气中的PM10，按照这一标准，北京等地的空气质量尚可，北京环保局公布的每日空气质量报告中，严重时也仅为“轻度污染”。PM10检测往往遗漏了更可怕的“空气杀手”——PM2.5，也就是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粒径小，富含大量有毒、有害物质。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美国大使馆在其院内架设了一台监测仪，每天记录PM2.5的浓度，并在Twitter网站上实时发布。严重时，美国大使馆用了“crazybad”（糟得一塌糊涂）这一骇人词汇来形容。尽管民间呼声甚高，但中国尚未将PM2.5列入空气质量体系，通行的仍是PM10监测。直至2011年7月，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在北京发起“我为祖国测空气”的活动，之后不断地向各地扩展，上海等地区的PM2.5自测团队纷纷建立。一石激起千层浪，环保NGO和不少市民自发拿起空气检测仪器，走上街头，开始自测空气质量，一场民间自救行动开始推而广之。
  
  城市新兴中产阶级就是这场环境保护运动的主力军。正是在“我为祖国测空气”运动的倒逼下，2012年12月，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公布了PM2.5和臭氧监测时间表，PM2.5监测全国将分“四步走”。具体来说就是：2012年，将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开展PM2.5和臭氧监测；2013年在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环保模范城市开展监测；2015年在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开展监测，而2016年则是新标准在全国实施的关门期限，届时全国各地都要按照该标准监测和评价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并向社会发布监测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中产阶级的环保意识和参与意识，促成了公共政策的改变，使政府更加关注空气质量的改善和大气污染的治理，提升了城市社会的总体福利。
  
  2013年1月，广州市环卫工人因为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问题而罢工，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州市民给予了有力的支持，通过公共舆论和现场声援等方式，使得地方政府迅速介入，承诺大幅度提高环卫工人的工资水平。
  
  上述案例均表明，中产阶级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会超越自身的狭隘利益，参与公共事务，服务于公共利益。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中产阶级是保守的抑或激进的，而应该考察中产阶级话语和行动的具体情境，理解他们与外部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的互。在当前中国这样一个急剧变迁的复杂社会，任何简单化的标签和结论都是武断的。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6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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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资要涨？多省份公布企业工资指导线
• 发表人： 2016/8/21 13:28:23
• 2016年08月21日 06:26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进入8月份以来，多地密集公布了201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北京、山东、山西、内蒙古、天津、新疆、四川、云南、陕西、江西、河北等10余省份的201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已经出炉。
  
  10余省份发布企业工资指导线
  
  近日，河北省人社厅发布了201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上线(预警线)为13%，中线(基准线)为8%，下线为3%。
  
  记者注意到，自8月份以来，河北、江西、陕西、云南、四川等多地密集公布了201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今年已经公布201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的地区包括北京、山东、山西、内蒙古、天津、新疆、四川、云南、陕西、江西、河北等11个省份。
  
  什么是企业工资指导线？
  
  据了解，企业工资指导线由基准线、上线(又称为预警线)和下线构成。它是政府根据当年经济发展调控目标，向社会发布的年度工资增长水平的建议，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基本方式。
  
  也就是说，工资指导线只是企业决定工资的参照系，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
  
  为什么要发布企业工资指导线？
  
  发布企业工资指导线，除了是让企业和职工了解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导向，指导企业合理进行工资分配、合理安排职工工资增长以外，也是企业与职工双方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确定工资水平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是国有企业实现工资总额管理的重要手段。
  
  工资增长指导线多为持平或下调
  
  记者梳理发现，与2015年相比，上述地区今年的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多为持平或下调。
  
  以基准线为例，上述地区的基准线均低于10%，而且较2015年的水平均有所下降。如，北京从10.5%降为9%，天津从10%降为9%，云南从10%降为8%。
  
  云南省人社厅在201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相关政策解读中指出，适当下调工资增长指导线，与云南省宏观经济形势相协调。云南省企业经营和发展压力较大的状况仍将持续，适当下调工资增长指导线，符合云南省企业经济效益实际状况。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张车伟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企业经营发展面临多重压力的情况下，应大力为企业减税减负，以增强企业涨工资的空间和动力。
  
  多地出台举措促工资指导线落地
  
  需要指出的是，工资指导线是政府向企业发布的年度工资增长水平的建议，属于指导性信息，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强制性不一样，不具备强制约束力。
  
  为了增强工资指导线的实施效果，多地在发布工资指导线的同时提出了相关措施。如，河北明确，各地和省直有关部门要研究建立企业落实工资指导线通报制度，对有效益故意不增加工资或工资水平偏高增长过快的两类企业定期予以通报。
  
  四川要求，非国有企业在生产发展、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应相应合理提高企业职工，尤其是一线职工和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工资增长应向关键岗位、艰苦岗位、一线岗位倾斜。
  
  天津提出，2016年全市企业工资指导线的基准线为9%；企业工资指导线的下线为3%，且企业支付职工工资不得低于天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工资指导线的上线为16%。不能按工资指导线安排工资增长的企业，应向职工说明原因。
  
  带你看懂工资指导线（以云南为例）
  
  
  企业职工甲
  
  企业情况：今年效益很好
  
  目前月薪：3000元
  
  适用标准：工资指导线上线13%
  
  建议涨薪：390元
  
  企业职工乙
  
  企业情况：生产经营正常
  
  目前月薪：3000元
  
  适用标准：工资指导线其准线8%
  
  建议涨薪：240元
  
  企业职工丙
  
  企业情况：效益略有下降
  
  目前月薪：3000元
  
  适用标准：工资指导线下线3%
  
  建议涨薪：90元
  
  企业职工丁
  
  企业情况：效益持续亏损
  
  目前月薪：3000元
  
  适用标准：征求职工意见或交职代会讨论
  
  最低月薪：1570元（云南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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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村民送“不作为”锦旗被刑拘 警方回应(图)
• 发表人： 2016/8/20 13:01:41
• 2016年08月19日 19:37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谢寅宗 梁晨  
  警方出具的拘留通知书显示，冯勇军涉嫌非法游行、示威被刑事拘留。 家属供图
  
  原标题：四川一村民因送“不作为”锦旗被刑拘？警方：涉非法游行示威
  
  四川绵阳三台县百顷镇人冯勇军被曝因给三台县百顷镇党委政府、三台县环保局送“不作为”锦旗被刑事拘留。
  
  冯勇军妻子谢华白8月19日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冯勇军涉嫌非法游行、示威。谢华白和当天与冯勇军一同送锦旗的村民表示，送锦旗一共9个人，“刚到县城拿着锦旗没走几步”就被警方抓获。冯勇军被刑事拘留，另外8名村民全被释放回家。
  
  三台县公安局宣传工作室工作人员19日对澎湃新闻表示，“我们公安机关认为，他的人数、规模以及其他行为是游行示威的行为，这种行为未申请，违反了游行示威法以及相关规定。”
  
  
  
  冯勇军（前排右一）曾为表扬政府部门送锦旗。
  
  “喜欢打抱不平，管得多”
  
  43岁的冯勇军是三台县百顷镇黄龙村2组村民。村民冯继昌说，冯勇军“正义感很强，喜欢打抱不平”。他说，“平时我们村里有哪些不对的事情，他管得也比较多”。
  
  8月10日，冯勇军被三台县公安局潼川派出所抓了，和他一同被抓的还有冯福昌、冯广南等8位黄龙村村民。据冯福昌说，警方之所以抓他们，是因为他们要给三台县环保局和三台县百顷镇党委政府送“不作为”锦旗，向他们表达对村里污染情况的不满。
  
  冯勇军之妻谢华白说，黄龙村的污染问题主要是村里外包养鱼的百顷水库，因为养殖户经常拉着鸡、鸭等粪便往水库倒，弄得水库周围臭气熏天，村里的井水也被检测出大肠杆菌超标。
  
  冯福昌的妻子说，她家住在水库附近，养殖户除了往水库里倾倒粪便外，还在她家水井附近堆放粪便，导致井水没法使用。
  
  谢华白、冯继昌等村民说，他们多次向镇里、县里反映污染情况，政府部门也多次说整改，但一直没落实，于是，冯勇军就制了两面“不作为”锦旗。
  
  澎湃新闻从冯勇军在网络发布的锦旗图片看到，赠送给三台县环保的锦旗内容为“踢皮球先进单位，污染不止三台县环保局有功、举报无力百顷镇众村民无颜”，另一面写着“处置污染不作为，不为人民服务”内容的锦旗是赠与百顷镇党委政府。
  
  
  
  
  
  冯勇军等村民准备送给三台县环保局和百顷镇党委政府的不作为锦旗。
  
  事发前曾网上发帖咨询：送批评锦旗违不违法？
  
  谢华白说，冯勇军在2007和2014年都给县里相关部门送过锦旗，不过前几次都是表扬的，唯独这次是批评。
  
  澎湃新闻发现，冯勇军在送批评锦旗前，曾于8月8日晚在当地论坛发帖咨询“行政机关不作为，送锦旗违法吗？”
  
  “我当时告诉他，要守法，不能集体去。”冯勇军的网友“莽娃儿”告诉澎湃新闻。
  
  谢华白等人说，8月10日上午9时许，冯勇军等人先后从村里乘坐公交车或电瓶车赶到三台县城，当他们拿着锦旗走到县城旅游车站附近时，9人被警察一起抓了。
  
  冯福昌告诉澎湃新闻，当天拿锦旗的四人分别为李定强（音）、王文金（音），冯雄昌（音）、冯继贵（音），冯勇军空着手什么都没拿，一行人既没有吼叫也没有敲锣，只在警方抓人时敲了锣。
  
  
  
  因送不作为锦旗被刑事拘留的冯勇军。 家属供图
  
  冯勇军今年已和县政府打过两场官司，除他之外的8人均获释
  
  谢华白说，8月11日凌晨4时左右，除冯勇军外的8名村民全被释放回家，丈夫则被刑事拘留关进了三台县看守所。
  
  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今年以来，冯勇军已和三台县政府打过两场行政诉讼官司，赢了一场、被驳回一次。官司主要围绕百顷镇政府对百顷水库的承包合同、承包费用及资金流向的信息公开，以及水资源使用费（2008-2011年）具体数据及资金详细流向信息公开的问题。
  
  
  百顷镇党政办一名工作人员8月19日告诉澎湃新闻，“（冯勇军）是因为一个事情跑到县城里面上访，然后在那里非法游行，所以被公安局抓了。”对于“镇政府是否存在水污染治理不作为”，该工作人员称，他并不清楚。他说，冯勇军目前是被县公安局拘留，详细情况以公安局的说法为准。
  
  三台县公安局潼川派出所的一名工作人员则向澎湃新闻称不清楚情况，领导都在忙，不在所里。
  
  三台县环保局执法大队一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她不了解黄龙村污染情况，负责该区域的人都不在，执法大队负责人也不在办公室。
  
  三台县公安局宣传工作室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确认，现在已依法对冯勇军予以刑事拘留，目前案件还在办理中。该工作人员称，“我们公安机关认为，他的人数、规模以及其他行为是游行示威的行为，这种行为未申请，违反了游行示威法以及相关规定。”
  
  对于“警方是否对冯勇军等人采取劝阻”，该负责人表示“目前案件还在办理中，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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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格专案组组长落马细节：被五花大绑绑走
• 发表人： 2016/8/20 13:00:05
• 2016年08月20日 06:33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资料图）冯志明。图/IC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珊
  
  本文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总769期
  
  尚爱云只见过冯志明一次，她是呼格吉勒图（以下简称“呼格”）的母亲。1996年4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织厂宿舍旁女厕内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前往公安机关报案的呼市卷烟厂工人呼格被认定为凶手。62天后，这位18岁的报案人被法院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直到2005年，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其交代的17起案件中的一件就是1996年发生在呼和浩特的“4·9”女尸案。赵志红承认，自己是这一命案的真凶，并准确地指认了现场。也就是从那时起，尚爱云和老伴李三仁开始了长达9年的上访，“为儿子讨个说法，还个清白”。
  
  时任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的冯志明是“呼格专案组组长”，负责案件的侦破和审讯。从赵志红被抓开始，他就因呼格案而被置于全社会的注视之下。不过，直到2014年内蒙古两会期间，尚爱云才第一次见到冯志明，这也是迄今为止，她唯一一次见到冯。
  
  那天，尚爱云戴着口罩和帽子，趁保安人员阻拦李三仁的工夫，闯进了开会的院子。对她来讲，这只是一次例行的上访活动，她谨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告诉她的话，“要快乐上访”，因此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平静。
  
  然而，当看到负责两会安保工作的冯志明朝她走过来时，尚爱云的怒火“噌”地就上来了。她只在电视上看到过冯，却牢牢记住了他的长相：大圆脸，两道粗眉，面带凶相。“冯志明你个杀人犯，你还我儿子性命！”她冲着冯志明大骂。“他很生气，气汹汹地往我这儿来，被旁边的警察拉住了。”
  
  尚爱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她想，“冯志明迟早要遭到报应。”
  
  尚爱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再审判决呼格吉勒图无罪。就在这一宣判之后两天，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即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带走，接受调查。
  
  冯志明被“五花大绑绑走”
  
  冯志明被批捕的当天晚上，汤计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的那头是内蒙古公安厅的一个领导，跟他详细描述了冯志明被带走的情景。
  
  2014年12月17日，冯志明身着便装来到位于赛罕区敕勒川大街1号的呼市公安局。当时，他已经以“身体不适”为由请假近一个月。这一天，他接到命令要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下午3点左右，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找到了正在公安局大院里和他人攀谈的冯志明，当即宣布其被批准带走接受调查。“五六个身体素质很棒的检察院的人拿着绳子将冯志明五花大绑地绑走，抓捕的情形特别不好看。”汤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6年4月29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对冯志明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冯志明在担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区公安分局局长、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其他单位或个人在房地产开发、餐饮娱乐经营等方面给予帮助，共收受财物合计人民币450余万元；利用职务便利，以收入不入账、截留公款等手段侵吞公款、公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0余万元；冯志明非法持有枪支4支和子弹549发；冯志明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其对价值3400余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贪污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2016年8月1日至2日，冯志明案在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汤计说，在法庭上，冯志明一直在为自己辩解，并对指控的一些罪名表示不服，比如贪污罪，在检方指控中涉及他低价买房、高价卖出的行为，冯志明则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买卖行为，不属于贪污。
  
  《中国新闻周刊》联系到冯志明的辩护律师许兰亭，但他以案件被禁止报道为由拒绝接受采访。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也表示，案件已经向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不方便透露详情。
  
  在以往的媒体报道中，汤计曾经承认，他与冯志明算是多年的朋友。两人认识的时候，呼格案还没有受到关注。而冯志明被抓捕后，汤计才意识到，冯志明或许有他所不了解的另一面。
  
  根据公开简历显示，1997年到2002年，冯志明升任呼市公安局缉毒缉私支队支队长。这期间，汤计正在写一篇个体企业因为吸毒而倒闭的稿件。原来的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就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斜对面，他就直接溜达了过去，想找一些案例进行采访。
  
  那时候，接待他的正是冯志明。冯很热情，首先给他推荐了一个个体女老板，在呼和浩特开了两个饭店，商场里还有几个承包柜台，但全因吸毒而败光了，最后只得以卖淫获得毒资。
  
  汤计记得，那位女老板长得很漂亮，看到冯志明就瑟瑟缩缩地蜷在一边， 说“以后再也不吸了”。冯志明“啪”地就给女老板一个异常响亮的耳光，大骂道，“你说不吸就不吸了？狗怎么能改得了吃屎！”冯志明还将女老板满胳膊的针眼揪给汤计看。“他脸上匪气很重，但看起来还是很威风。”汤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汤计还曾写过一篇冯志明的报道，描述冯志明徒手擒凶的英勇。2004年除夕，一名卖水果的小贩在呼市水乐园附近与两名男青年发生争执，其中一名男青年拿起水果摊上的菜刀向小贩砍去，围观的群众都不敢上前制止。
  
  汤计在报道中写道：危急时刻，呼市公安局赛罕分局局长冯志明正好在街上巡视治安情况。情急之下，他大喊一声“住手”，就冲了上去。冯志明用熟练的擒拿术，几下子就把两名行凶的歹徒制服在地，交给了赶来的呼市乌兰查布路派出所民警。
  
  在文章末尾，汤计称冯是“呼和浩特市警界有名的模范警察”，在呼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时，曾因勇斗毒贩、智擒毒枭而被授予呼和浩特市和全国劳动模范，内蒙古自治区十大特级民警……
  
  时隔多年后，汤计还对媒体回忆过这一幕，“他身材胖胖的，跑得满头是汗，那一刻他忘记了自己是局长，只记得自己是警察。”
  
  成败呼格案
  
  在媒体报道中，冯志明的名字几乎总是与呼格案一起出现。即使他是因为职务犯罪被逮捕，他的名字之前还是被冠以“呼格案专案组组长”的字眼。
  
  事实上，在很多人看来，如果不是因为呼格案带来的媒体关注度，冯志明的问题也许不会“暴露得如此之快”。一名与其共事10年左右的警察对他的印象依然停留在“勤勉工作的局长”形象，“他可谓是警界一员干将，愿意冲在一线。”
  
  一位知情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冯志明的父亲只是一家建设公司的普通工人，1981年冯志明从消防部队入伍的时候还曾想进入该公司的保安处，后来因际遇而被分配到呼市公安局新城区分局刑警队一组。其后，他从一名普通警员一步步升迁到市公安局副局长。
  
  2010年，赛罕区一家超市发生了一起两人被杀的恶性案件，当时冯志明已经担任该区公安分局局长、赛罕区副区长7年之久。
  
  根据现场勘查结果，冯志明等人大胆提出：此案由两个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且“至少有1名犯罪嫌疑人受伤。作案者应该是80后，作案手法凶残，而且不计后果，极有可能曾经被警方打击处理过”。整个案件的侦破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动用全区500多名警力。
  
  在他担任局长期间，赛罕区公安分局的命案侦破率一直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前列。《内蒙古晨报》的一则报道记录了冯志明的“英勇”：2010年11月29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桥大桥上发生一起因农民工讨薪而导致的堵塞交通、暴力袭警案件。当时，100多名民工拉着横幅站在马路中央，堵住过往车辆不让通行。冯志明等人在亮明身份后开始劝说，而农民工们不但不听，还一边骂，一边围攻维持秩序的警察，混乱中冯志明被推倒在地并被拳打脚踢，最终导致右手撕裂伤。
  
  汤计对冯志明的印象，在冯志明被带走后开始慢慢改变，因为不止一个人对他讲述冯志明的劣迹。
  
  原呼和浩特市工商局局长周建中就给他讲过一件事：有一次，工商局的建筑施工现场出了点小问题，需要公安局帮忙保护施工现场，周建中去公安局找冯志明。“他愣是敲诈我们给他买了一台车才答应出警。”周建中岁数比冯志明大，两人又同是正处级，他有点气不过地朝汤计抱怨，“他对你好，因为你对他有制约，你可以写内参。”
  
  汤计是呼格吉勒图案最早的报道者，他在9年间发了5篇内参，将此案由幕后推向前台，并一再推动案件进程。然而，在冯志明与汤计见面时，两人却心照不宣地从未提过呼格案，“我没有问他，他也从来没说过‘老汤你别写了’。”
  
  不过，汤计的采访对象的日子却没有那么好过。其中不少人因为被冯志明派人不断地窃听、骚扰、恐吓而最终离开了呼和浩特。尚爱云和李三仁的日子更是比其他人都要难得多。
  
  彼时，冯志明则因为呼格案的破获而出尽了风头。当地一家媒体的报道描述了冯志明“侦破”呼格案的“神勇”：冯志明副局长和报案人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之后，他的心扉像打开了一扇窗户，心情豁然开朗了……冯副局长、刘旭队长等分局领导，会意地将目光一齐扫向还在自鸣得意的两个男报案人，心里说，你俩演的戏该收场了。
  
  1996年，包括冯志明在内的多位警官因“迅速破获大案”而获集体二等功。第二年，冯志明则由新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进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出任呼市公安局缉毒缉私支队支队长。
  
  在赵志红供出自己是“4·9”女尸案的真凶之后，尚爱云就决定要和丈夫一起去上访，还儿子以清白。从2005年开始，几乎每隔两个月，她和李三仁就要跑一趟北京，一待就是一个星期到半个月。所有的开支都要靠两人三千多元的退休金来支持。
  
  不过大多数时候，他们刚到北京，便被呼和浩特公安局的警察给带回来。“赵志红被逮住后，呼市公安局24小时派人监视我们，3个小时换一班，冯志明还派人找到我们想私了，说要给我们100万。我儿子都没了，你就是拿出来1000万，我也是要儿子。”
  
  赵志红落网后，原呼和浩特公安局副局长赫峰突然发现冯志明的行为有异常。“冯志明很着急，他说，对这个案子，赵志红绝对是胡说八道。”赫峰当时和已经是赛罕区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的冯志明同在一个大专案组。赵志红被抓第三天，赫峰突然发现冯志明单独提审赵，他立马向内蒙古公安厅副厅长汇报了这一情况，将赵志红转移，并派武警负责看守，同时将冯志明踢出专案组。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2006年11月28日，呼和浩特中院对赵志红案不公开审理。公诉机关对赵志红招认的10起强奸杀人案中的9起提起公诉，唯独没提呼格案。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冯志明的进一步擢升。
  
  狠手“冯大头”
  
  冯志明“出事”之后，在内蒙古当地，他经办过的其他一些案子的当事人也开始为自己申冤。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2005年，冯志明在担任赛罕区公安分局局长期间还处理过一起案件，涉嫌严刑逼供以及制造虚假口供。“如今，嫌疑人还被关在监狱里，正准备再上诉。”
  
  受到广泛关注的“杜文案”的审讯工作，也是冯志明亲自督阵的。
  
  2010年，原内蒙古法制办顾问室副主任杜文因私藏枪支和行贿的罪名被逮捕。公开报道显示，2007年3月，为解决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深圳市的一个土地纠纷，时任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乌兰巴特尔指派自治区秘书长兼法制办主任武志忠、法制办顾问室副主任杜文等人，先后前往深圳、北京等地协调此事，并由自治区财政厅暂借2200万元专项经费。在协调过程中，先后共有620万元款项打入杜文的个人账户，以作为在深圳、北京等地礼金支出。
  
  杜文的批捕源于2010年武志忠举报其非法持有枪支。2012年8月，呼和浩特中院认定，杜文贪污492万元贪污事实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16年7月4日，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定，杜文因犯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杜文的妻子王伟华是在警察来家里搜枪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冯志明的。令她印象最深的是，那天，带队前来搜查的冯志明穿着警服，脖子里挂着一根粗粗的金链子。“他上来就问我公款送礼的事情，我并不太清楚，说‘不知道’，他就开始骂骂咧咧的，满嘴粗话。”
  
  王伟华说，家里的所有电子设备、银行卡甚至小孩的压岁钱，都被拿走了。一同带走的，还有王伟华的父亲收集了几十年的100余枚银元。“冯志明问一个警察银元是不是真的，那名警察就一个一个地咬一下，然后吹吹放到耳边听声音，每一枚都没例外。”
  
  被带走的还有杜文的一部手机，里面记载着与相关涉案人员的通话以及短信记录。然而，后来王伟华和律师发现，手机内的通讯记录完全被清空。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昕在杜文案二审辩护词中指出：在杜文非法持枪案中，冯志明以查枪为名却搜走杜文备存的所有7份数据介质；此后，案件从公安到检察，证明杜文无罪的数据大量消失。
  
  杜文本人则用日记记录了冯志明对他的审讯。在王伟华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日记内容里杜文写道，2010年5月10日，他被带到赛罕区公安局的地下审讯室，周围是黑色的墙，房间里放着老虎凳，他的双手和脚腕“被固定在铁椅子上”。
  
  杜文昏昏欲睡，就在前一天晚上，他刚被审讯过一次，一整夜都没睡。在他的面前，“一个帅气的警察将一个得了艾滋病的小偷折磨得死去活来”。过了一会儿，“一群人簇拥着一个中等身材、满脸横肉、眉毛很粗很长的中年警察”进来。这位“中年警察”就是冯志明。“今天你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我们的手段你是知道的，你是扛不住的。”冯志明说。
  
  事实上，对冯志明来说，刑讯逼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988年，时任新城公安分局刑警队队长的他，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就导致嫌疑人不堪刑讯触电身亡。当时，冯志明因此而被执行了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并被免职。然而，在该案进入法律程序后，冯志明却被免于刑事起诉。
  
  “他就被关了一个月，然后事情就不了了之。”已经退休的原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滑力加当时刚刚转业到新城区检察院。“冯志明的狠是出了名的。冯大头，新城区无人不知。”滑力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出冯志明的绰号。
  
  
  “杜文案”受关注的原因之一，是它涉及多名内蒙古高官，其中包括原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副主席赵黎平。
  
  2012年，在冯志明被提拔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时，当时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的赵黎平就专门给他出过一份证明，证明冯志明与呼格案无关。
  
  然而，许多年后，世事更迭令人唏嘘。就在冯志明事发之后的三个月，2015年3月22日，已经卸任的赵黎平被逮捕，他被描述为1949年以后“首个亲手杀人的省部级官员”。2016年2月3日，赵黎平以涉嫌故意杀人、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等罪而被提起公诉。此案迄今尚未审结。
  
  与老上司赵黎平相比，没有“亲手杀人”的冯志明在被公诉时并未涉及任何命案。这给尚爱云心中留下了一个痛苦的疑问：“为什么列的这些罪名中都没有提呼格案？”
  
  （感谢中国新闻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李爱平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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